延安市杀鼠剂农药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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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爱心”急盼有法可依

谭伟强


近年来，我国的募捐活动越来越多，主体有希望工程、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一些媒体和单位、社区，以及个人自发组成的团体；募捐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在超市、商场、街头和机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摆个募捐箱就可以了，有的举办义演活动，有的通过在社区和单位层层动员等等。目前募捐活动存在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多头募捐，目前的募捐活动大多没有建立登记制度，随意性大，谁起发起就可以发起，这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第二，引起群众反感。一些地方的募捐活动成了指标任务，由领导层层对职工动员，反复劝说，使群众不敢不捐；第三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产生因捐助发生的新型法律诉讼。
根据捐赠的目的不同，捐赠可以分为公益捐赠和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以及一般赠与行为。对于公益捐赠，我国于1999年6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简称捐赠法）。捐赠法规定了公益捐赠的范围，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并且对于捐赠发起主体也作了规定，第十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对于一般捐赠行为《民法通则》也作出了规定，而对于两者之外的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尚无法律明文规范，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较典型的有，1997年12月23日在陕西提起诉讼的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和2000年10月8日在南宁提起诉讼的全国首例“爱心官司”。在两起案件中受赠人或受赠人法定继承人均作为原告要求被告募捐发起人返还社会募捐款余额。法院在判决中由于找不到社会募捐的相关法律法规，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知道，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裁决民事案件的准绳，但它只是原则性的规范，弹性大，只是对法律具体规定不足时的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专门的法律规范。像这样因为社会捐款引起的法律诉讼还有很多。原本彰显社会文明的公益事业却经常发生权利和利益纠纷，这在法律上发人深思。
从发展趋势上看，各种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活动会不断增多，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争议的几率无疑也会相应增大。怎样从法律上规范，确保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和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围绕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而显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与公益募捐比较，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的特点是：在募捐原因与捐助主体上，有特定的目的与对象，主要是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财产上的困境，如解决治疗疾病开支、解决学习费用、救灾救难和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等。捐赠方式及其操作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直接捐赠方式，也有间接捐赠方式；既有委托代理捐赠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捐赠方式。既可捐赠款项，亦可捐赠其他财物。在募捐对象上，向不特定主体募捐，但也向特定主体募捐。
公益募捐与非公益募捐存在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公益募捐具有组织性强、经常性和规范性保障社会公益目的的实现，它追求的是一般正义和普遍价值，是进行社会募捐活动的主要方式。非公益募捐则以其自发性、灵活性和快速性来显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对公益募捐的必要补充。非公益募捐的拾遗补缺作用表现在：它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公益募捐制度设计延伸不到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募捐人为救助特定对象自动发起或应邀参与非公益募捐的活动，其行为是合乎道德规范的，根据私法自治原则，法律一般不加限制或禁止。但是，由于一些募捐人同时充当募捐人和捐款代管人的双重角色，拥有很大的利益控制与支配权利，这一客观现实提出要对拥有募捐财产管理权的募捐人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非公益募捐行为的立法，而借助民法的一般规定和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方面的规定规范非公益捐赠行为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局限与缺失表现在：无法据此对募捐人的募捐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与有效的约束，不能有效地保护捐赠人与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各种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让捐赠者在理性和知情的情况下奉献爱心，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尽快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强化对非公益募捐活动及行为的规范。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权利制约的方式约束募捐人，保证捐赠者捐赠目的的实现和规范各种非公益募捐行为：第一，重点明确募捐发起人的资格、条件，以及与捐助人和受助人各自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第二，建立对募捐款物的交付、使用过程的监督机制，如募捐申报登记制度、信息公示制度、备案审查制度等；第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募捐行为应作为一种无偿行为看待，不允许进行有偿性募捐活动；其四，人民法院应依法正确审理涉及募捐问题的民事纠纷，依法制裁各种募捐欺诈行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特别是捐赠者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建议在完善现有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社会募捐法》，规范劝募人、捐助人、受捐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作者： 谭伟强 （上海龙光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上海曹阳五村128号501室
邮编 ：200062
电话：13044160272



杨代雄 吉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民事责任能力 未成年人 精神障碍者 过错能力 侵权责任
内容提要: 一方面，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责任都适用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应以责任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为界定标准，而应以归责原则为界定标准，即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是致害人的行为构成过错行为的法律前提，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原则的“配套设施”。我国现行法中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民法学者对这一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不法行为能力说”和“侵权行为能力说”。前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既包括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也包括承担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能力。[1]后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仅包括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不涉及其他民事责任的承担。[2]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争议，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同的见解；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缺乏准确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将对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予以考察，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并探讨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完善。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以其他民事责任为考察中心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首先需要探讨如下问题：民事责任能力是否适用于侵权责任以外的其他民事责任？由于民事责任能力解决的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痴呆症人及其他心智能力有障碍的人）是否需要对其致害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问题，因此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如下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二是在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情形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缔约能力本身就包含了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当事人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就不能生效，从而就谈不上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属于缔约能力解决的问题，既然民法已经对缔约能力作了明确规定，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缔约能力并不能完全覆盖违约责任能力。不具备缔约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有效合同的当事人从而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就需要考察其是否具备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例如，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由法定代理人代其订立合同成为合同当事人，若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债务，就需要确定由谁承担违约责任。对此，需要区分两种情形：其一，如果违约责任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被认定为不具备足够的识别能力从而不构成过错，那么他不会因为自身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违约责任，[4]不过，他却需要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法的通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２７８条第１句的规定，债务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需要对其作为履行辅助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过错负责。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２２４条亦有类似规定。[5]《瑞士债法》第１０１条虽然仅规定债务人对其履行辅助人的过错负责，但很多学者主张将该条类推适用于法定代理人之过错。[6]《日本民法典》对此虽然未作明文规定，但日本民法通说亦认为债务人须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过错负责。[7]在此种情形中，法定代理人的识别能力弥补了被监护人识别能力的不足，使其能够成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其二，如果违约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责任的成立不以债务人的过错为要件，因此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识别能力的欠缺不妨碍其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如果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订立合同，无论采何种归责原则，不具备缔约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无缔约能力人成为有效合同的当事人并不限于上述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１２、１３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可缔结超出其行为能力限度的合同（法律行为），从而成为该法律行为的债务人。该债务原则上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履行，此时法定代理人如有可归责的违反债务之行为，应当归属于债务人。如果事实上是由债务人自己履行，那么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债务人当然要承担违约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果债务人的行为违反义务，法定代理人要么因其懈怠、要么因其轻率而具有过错，依据债法上的履行辅助人和法定代理人过错之归属规则，该过错也应该归属于债务人。除此之外，还存在“事后无缔约能力”之情形，即某人在订立合同时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合同生效后因患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此时，也不能说该当事人必然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即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其仍然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其需要对作为法定代理人的监护人的过错负责。当然，如果事发突然，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不知道债务人已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自己已经成为监护人或者虽然知道自己成为监护人但根本不知道被监护人曾与某人订立合同从而未及时履行债务，则监护人就没有过错，被监护人无需依过错责任原则对其履行迟延负责。

总之，缔约能力并不能解决所有涉及违约责任能力的问题，无缔约能力人并非一律不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缔约能力更是鞭长莫及。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以及依据什么来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之问题仍然需要一个有别于缔约能力的理论来解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可能承担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之责任。[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也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１）所谓“不当得利责任”是一个不太精确的表述，它实际上包含了不当得利返还债务和该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不当得利债务在性质上并非民事责任。因为不当得利并不涉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评价，仅涉及对客观利益关系的考量。它关注的是“结果不法”而不是“行为不法”。只要当事人的利益存在客观不法状况，即本应属于甲的利益无正当原因地处于乙的支配之下，就构成不当得利，[9]受益人就有义务将所得利益返还于对方，此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而非责任，在法律上也不需要考察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唯一涉及受益人主观状态的情形是：受益人如果知道其取得利益无正当原因，则应将其受领时所得之全部利益或知悉无正当原因时现存之利益及附加利益一并返还；反之，如果不知道其取得利益无正当原因且所得利益已不存在者，不负返还义务。在理论上，上述两种情形往往分别被表述为“恶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与“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10]或者把前者称为“加重责任”。[11]那么，此处所谓的“责任”究竟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责任？在学理层面上，上述对于善意受益人与恶意受益人区别对待的规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自受益人知道其无正当原因受益时成立。据此，恶意受益人要么自取得利益时起成为债务人，要么自事后知道其取得利益欠缺正当原因时起成为债务人。无论如何，在恶意受益人成为债务人后，债务的标的物即为所得利益，若所得利益在此后丧失以至于最终不能返还给受损人时，则构成债务不履行，其需要向受损人支付与所失利益相当的价额，此即所谓“加重责任”，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不履行之责任。[12]善意受益人直到受损人向其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时才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也自此时成立，其范围自然仅及于现存之利益，因为债务的效力不能溯及地发生，此即所谓“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而不是民事责任。其二，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自受益人获得利益时成立。据此，如果受益人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而未妥善保管该利益致其丧失，则受益人须负债务不履行责任，此即所谓“加重责任”。如果受益人直至受损人向其主张权利时才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此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该利益的所有人，可对之为任意处分，即便因保管或使用不慎而致该利益丧失，相对于受损人也不构成过错，因为受益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利益受损害。既然善意受益人对于利益的丧失无过错，则在过错责任原则之下，其对于“得而复失”的利益自然不必负债务不履行责任，此即所谓“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它涉及的是善意受益人是否就已丧失的利益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之问题。显然，无论对不当得利返还债务的成立采用主观（知情）主义还是客观（受益）主义，学者们所谓的“不当得利责任”都可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或者该债务的不履行责任。就前者而言，并不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因为此债务并非责任，即便该债务的成立取决于债务人的主观状态，该状态也不是责任能力；就后者而言，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但它并非“不当得利责任能力”，而是债务不履行责任能力的一种。在民法理论上，关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应承担不当得利返还的“加重责任”，颇有争议。[13]笔者认为，如果将该责任视为一种债务不履行责任，就比较好解释：若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则其应承担“加重责任”；若其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则不应承担“加重责任”。但是，如果是法定代理人代其从事交易并发生给付不当得利，而且法定代理人明知无正当原因受益，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仍然应承担“加重责任”，因为法定代理人的知情以及过错归属于被代理人。

（２）无因管理中的责任也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民法学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和成立条件有两种学说。根据传统民法学上的通说，无因管理在性质上属于准契约或准法律行为，因此应该准用民法关于行为能力之规定，即要求管理人具备行为能力。此为第一种学说。根据当代民法学上的通说，无因管理在性质上属于事实行为，不要求管理人具备行为能力。此为第二种学说。[14]若依第一种学说，则无行为能力人不能成为无因管理人，不需要承担无因管理关系中的民事责任，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行为能力相应的无因管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履行无因管理人的适当管理义务、继续管理义务、[15]财物返还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这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若依第二种学说，则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均可以成为无因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还管理费用并补偿所受损失的权利。不过，为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的无因管理人，《德国民法典》第６８２条规定此类管理人仅依照关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的规定负其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大都认为应借鉴此种立法例。[16]也就是说，民法上关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欠缺责任能力的规定也适用于欠缺行为能力之无因管理人的民事责任，[17]包括正当无因管理关系中的责任和不当无因管理关系中的责任。其中，前者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后者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18]可见，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和成立条件无论采何种学说，其所涉及的责任都是债务不履行责任或侵权责任，并非一种独立的“无因管理责任”。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考察可以小结如下：其一，若对违约责任采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一律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此时，民事责任能力无用武之地，民事责任能力之欠缺不能阻却违约责任的成立；如果采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不具备相应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不对自己的违约行为负责，因为他们尚不具备构成过错违约行为之能力，但他们通常需要为法定代理人的过错负责，除非事发突然，法定代理人没有过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无须对此负责。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亦同。其二，在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关系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可能涉及的责任在性质上要么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要么属于侵权责任，究竟是否承担这些责任需要考察其责任能力。总之，对侵权责任以外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有适用之余地。究竟是否适用，取决于该民事责任采用何种归责原则。

二、民事责任能力适用范围限于侵权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与例外

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取决于无过错侵权责任的立法理由。现代各国侵权法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之外，普遍规定对某些特殊侵权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如铁路事故责任、机动车事故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产品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等。这些侵权责任被视为危险责任，其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依据包括原因责任主义、衡平责任主义、报偿责任主义、违法归责主义、危险归责主义、多元主义等。[19]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报偿责任主义、危险归责主义和多元主义。[20]

《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若干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危险责任，除去明显与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无关的外，高度危险物（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致害责任、危险作业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21]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部分无过错责任（１０％限度内）[22]等是否关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具体分析。

危险作业致害责任、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的主体都是经营者，既包括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者，也包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者，如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有可能因继承或精神无障碍时的投资行为而成为企业主、店主或有限合伙人，若企业致害，其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占有人和使用人，动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饲养人和管理人，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遗撒行为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是机动车所有权人、使用人、盗抢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有可能成为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可能成为占有人、使用人、饲养人、管理人、遗撒行为人、盗抢人？现代民法一般不要求占有人具备占有意思，只要占有人对标的物具备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可，顶多只要求占有人具备一项无特别品质要求的自然的意思，因此占有人不需要具备行为能力。一个６岁的儿童在大街上捡了一个钱包也可以成为占有人。[23]若以此占有概念为准，则用硫酸伤人的精神病人即成为危险物的占有人。除了盗抢、管理之外，饲养、使用、遗撒也可以作类似解释。

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作为经营者、所有权人、占有人、使用人、饲养人、遗撒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无过错之危险责任？从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来看，若采用报偿责任主义，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作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经营者、所有权人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而他们作为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动物的饲养人、遗撒行为人，若无行为能力则不应该承担责任；其作为机动车的所有权人是否需要承担危险责任则有疑问，若着眼于损失的转嫁或分散，由于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似乎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理，其作为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动物的饲养人、遗撒行为人，也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如果采用多元主义，将报偿责任主义与所谓的危险归责主义相结合，则结论与采用报偿责任主义时相同。

从比较法上看，在德国民法学说和判例中，对于危险责任的成立是否以当事人具备责任能力为前提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危险责任不以责任能力为要件，但机动车保有人、动物饲养人身份的认定与行为能力有关，欠缺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成为保有人或饲养人，除非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24]有学者认为，机动车致害责任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即欠缺责任能力的人对其致害不需要承担责任。[25]在瑞士，按照其民法学通说，无责任能力（判断能力）人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如建筑物致害责任。[26]在荷兰，按照《荷兰民法典》第６编第１８３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雇主责任、建筑物致害责任、经营危险物致害责任、经营矿业和垃圾场致害责任、占有危险动产致害责任、占有动物致害责任。例外的是，如果占有危险动产或动物的是未满１４岁的儿童且该动产或动物并非被用于从事营业的，则由行使家长权的父母或由监护人代替该儿童承担责任。[27]在英格兰和苏格兰，１６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拥有或占有动物，其父母被认定为动物保有人，从而承担责任。[28]总之，从比较法上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不以民事责任能力为法律前提，而危险物品占有人和动物饲养人身份的认定通常需要考虑其识别或判断能力。

笔者认为，比较法上的这种观点值得借鉴。关于危险责任，如果适用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将导致作为危险源利益享有者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逃脱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这显然背离了构建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为了使占有、使用并非用于从事营业的危险物品或动物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免于民事责任，与其在危险责任人的资格（责任能力）这个要素上设置门槛，不如在危险行为人这个要素上设置门槛，即占有、使用、遗撒危险物及饲养动物等行为需要以当事人具备必要的识别或判断能力为前提。虽然按照现代民法原理，占有、使用、饲养等事实行为本不要求行为人具备行为能力，但若标的物是危险物可能给行为人带来责任负担，则另当别论。因为这些潜藏着较大风险的事实行为仍然以行为人具备必要的识别或判断能力为法律前提，无行为能力人必定不具备此种能力，不能理性地选择是否从事这种行为，所以不能承担此类危险责任。如果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事实上“占有”危险物品或动物并致人损害，应该将其视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制度，即监护人因失职而负责。不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作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所有权人还是作为经营者，这两种情况的法律效果存在不同。因为他们并非在识别能力欠缺的状态下自己选择成为所有权人或经营者的，而是要么通过继承要么通过先前的、精神健全状态下的行为而成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所有权人或经营者。对于后一种情况，监护人作为其代理人或代管人补足了其能力上的不足，而该设施或事业的利益是由自己而非监护人享有的，因此可成为危险责任主体，而非由监护人承担危险责任。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是以经营为目的占有危险物品，因此应该将其认定为危险事业的经营者，使其承担不以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的危险责任。事实上，危险责任以外的无过错侵权责任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甲是个体户，雇了几个工人，后来甲患了精神病，但并未停止营业，在此期间有个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致人损害，甲对此需要承担雇主责任，不得以自己欠缺民事责任能力为由不负赔偿责任。

总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但是，他们由于欠缺足够的识别能力，因此通常不能成为非用于营业的危险物品占有人和动物饲养人，也不必承担相关的侵权责任。

三、民事责任能力本质之重述：以过错能力为中心

综上所述，一方面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责任都适用民事责任能力。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应该以责任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为标准予以界定，而应该以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标准予以界定，即民事责任能力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关于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侵权行为能力（侵权责任能力）说”不能成立。如果把民事责任能力理解为侵权行为能力或侵权责任能力，显然是不适当的，在理论上无法解决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如果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话）的承担问题，这就如同给一个成年人戴上一顶儿童帽。况且，如果简单地将民事责任能力理解为侵权责任能力，那么无行为能力人就不具备侵权责任能力，从而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一般侵权责任和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这显然与上述关于特殊侵权责任的考察结论相矛盾。所谓的“不法行为能力说”也不精确。该学说试图以“不法行为能力”这一概念涵盖民事主体对侵权行为、违约行为及其他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欠缺“不法行为能力”的人仍然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无论是“不法行为能力说”，还是“侵权责任能力说”，都停留在民事责任能力这一概念的表面，没有揭示其本质。笔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致害人的行为构成过错行为的法律前提，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只有具备过错能力的致害人的行为才构成过错侵权行为或过错违约行为，依据过错责任原则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欠缺过错能力的致害人的行为不构成过错侵权行为或过错违约行为，不需要承担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但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因为这些责任不以“过错行为”为要件。

“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是过错能力”这一命题可以从法律史中得到印证。对法律史的考察表明，民事责任能力与过错责任原则密切相关。凡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民法，都有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如后期罗马法以及近现代民法。在后期罗马法中，７岁以下的未适婚人[29]可以免于私犯（侵权）责任，７岁以上的未适婚人有些也可以免于私犯责任。[30]这个时期，罗马法对于私犯责任已经明确实行过错责任原则。[31]近代民法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７９４年《普鲁士普通邦法》以及１８１１年《奥地利民法典》。这两部法典都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也都要求致害人具备归责能力。[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