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破对策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贺轶民
联系电话：010-65014161
行受贿犯罪的双方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可以适用于一个简单的罪犯行为模型：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 。因此，任何功利主义者的行受贿行为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他们只关心一个人怎样在不同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而对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不予关心（除了间接的）。换句话说，受贿方只关注个人在受贿前后的自身满足，行贿方也只关注个人在行贿前后的利益差别，两者的关注是单方的、直接的，尽管也不排除他们对另一方收益和成本的粗略估算，但核心思想还是本体的价值取舍，只是最终基于对利益选择偏好的不冲突才完成行受贿交易。立足对这一犯罪模式的逻辑缺陷的深入考量，我们便能以审慎的态度对侦破行受贿犯罪做出一个全新的策略选择和制度反思。
一、“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对一”贿赂案件的特点，是以侦破方案设计为基准而进行的客观性评价，而不是指普通视角下案件所呈现的一般性特征。在这一基准下，案件所体现的功利主义特征非常明显，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和其他单方行为即可完成的贪污、挪用公款等案件 。
1、行受贿双方关系存在一定的稳固性。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受贿的法律风险迫使双方在进行行受贿交易时必须谨慎。因此，一般来说，行受贿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与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性相关。
图1
如图1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受贿双方完成交易的可能随着双方关系稳固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也就是说，双方关系的稳固度越差，行受贿的风险显示越高，行受贿交易完成的可能性就越小。
2、有利益的连接点。由于行受贿双方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因此双方的利益选择必然要有一个连接点。在这个连接点上，行贿方过低或者过高的贿赂都不能促成交易的完成。如图2所示，行贿方和受贿方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两种本来就在不断试探的利益最终在连接点处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结合。
图2
3、行受贿交易过程的渐进性。一个行受贿交易的完成，常常要经历接触、试探、行贿、获利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都要求一定的时间和环境支持，具有相应的连续性，并且在相关的事项上会产生对应的影响。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缺损，都会加剧行受贿的外部表象，有时更会造成行受贿交易链的断裂。比如，获利阶段的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利益，维系行受贿的利益连接点不再存在，很容易引起交易的暴露。
二、宏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一对一”行受贿犯罪由于存在以上的显著特征，据此而建构的侦查基础策略必将突出功利主义的思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双方关系的稳固度入手，着眼于利益的结合点，打破双方对利益获取的平衡，结合行受贿推进过程的相关信息，切断他们的利益链条，造成双方关系的崩溃，从而实现追诉意义上证据的法律真实。
1、模糊侦查理论的应用。
模糊侦查理论源于模糊数学 ，它是由侦查思维具有鲜明的模糊性所决定的。比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某规划局长在批准某公司房地产建设项目当中具有受贿嫌疑。反贪局根据此举报信只能得出一个模糊印象，是否存在受贿事实、具体的受贿数额、受贿手段等等都存在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实践当中此类模糊的举报是很难查实的，原因就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根据模糊侦查理论，我们可以对此设定一个模糊的侦查方向，那就是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受益人为行贿人，对有可能出现的行受贿方式进行模糊化处理，用模糊的形式表现精确的内容。具体的办法是综合分析房地产领域的商业操作规则，初步判断出举报线索的模糊价值，然后再视举报是否署名进一步寻找案件的支撑点。比如，如果是署名举报，可以利用举报者的具体情况充分挖掘举报者的知情信息，先将信息点模糊处理，再从房地产业界内利益人的竞争对手中逐步印证。如果是匿名举报，可以从举报信的行文、措辞、叙事的逻辑结构、对事件的了解程度等模糊地抽象出举报人的大概形象，得出举报内容的一个模糊的可信度、可查度，然后再深入到相关房地产行业，以竞争者的角度参与竞争。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个行受贿的内幕往往就是在深入参与的情况下，利用模糊处理的技术手段，才能逐渐掌握精确的一线证据。
2、博弈理论在侦查中的应用。
在严格法律责任状态下，行贿人和受贿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标准的两人协调博弈。如表1：
受贿人
行贿人 受 贿 不受贿
行 贿 10，10 -8，0
不行贿 0，-8 4，4
表1
在这个博弈当中，行贿人行贿的同时受贿人受贿，双方都将获得10个利益单位。行贿人行贿而受贿人不受贿，行贿人可能因此遭受到8个利益单位的损失。行贿人不行贿而受贿人受贿（索贿），则受贿人有可能遭受8个利益单位损失。如果行贿人不行贿、受贿人不受贿，双方虽然在贿赂问题上不能获得利益，但是有可能各获得廉洁期待利益4个单位。行贿人和受贿人选择的战略是好还是坏，取决于对方怎么选择。如果行贿人确信受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受贿，则行贿人也将行贿；如果受贿人确信行贿人欲获得10个利益单位而行贿，则受贿人将受贿。每个人获利的兴趣不冲突，但只有在对方选择最优反应时才有效，而实际上在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没有谁能确信对方会行贿（或受贿），除非事先双方达成一个稳定的协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用P1表示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则1?P1为不受贿的概率。不论受贿人以多大的概率P1受贿（或者不受贿），10×P1加上-8×（1－P1）的数值就会相应地决定行贿人是否行贿，如果这个数值大于4（行贿人不行贿的收益），即 P1的值大于2/3，也就是受贿人受贿的概率大于2/3的话，行贿人就有可能会选择行贿。据此，我们可以在行受贿双方如何达成稳定的协议上寻找到侦查的突破口。具体地说，需要综合分析影响受贿方受贿概率形成的因素，影响行贿方抛出行贿邀约的因素，以及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等等。
3、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的区别策略
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不同，对应的侦查策略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要达成完整的行受贿交易，行受贿双方的关系必须突破一个临界点 。在这个临界点之下，大部分人会选择不行受贿，原因就在于双方的信任度太低会直接影响到前述博弈协议的达成，从而危及这一行为的安全。我们所讨论的行受贿双方关系的稳固度都是指超越了这一临界点的稳固度。
有的行受贿交易虽然超越了临界点稳固度，但是基于交易行为本身的功利性、非道德和违法性，这种稳固度不可能达到与血缘、近亲属相同的稳固度，因此，面对强大的法律攻势还是会不堪一击的。关键在于要针对不同的犯罪对象，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稳固度稍差的行受贿交易，往往基于对法律的有限认知，能够很快在隔离状态下做出如实供述，对应的侦查重心则是保护和巩固这种供述，不能造成证据审前的反复。有的稳固度较强的行受贿交易，则不能轻易接触，必须要在充分掌握交易的核心内容后才能行动。
4、从证据到“证据树”的侦查过程
“一对一”行受贿案件的直接证据主要依据行贿方的证言和受贿人的供述，而言词证据在证据体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正是因为行受贿案件主要证据的单一性，要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或是行贿人翻证现象的出现，就必须对证言和供述的衍生证据进行收集与固定，要做到及时、全面、深入，要真正穷尽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可利用性，将独立的一对一的行受贿证据发展成为体系完善、环环相扣的树状证据体系。
5、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的把握
行受贿案件的立案时机对案件的突破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在一起医药系统的行受贿案件当中，检察机关没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交易证据，就和行贿嫌疑方过早地接触，想通过向行贿人单方面施加压力达到案件突破的效果。但是检察机关难以就关键环节深入震慑行贿嫌疑方，最终也不能迫其就范。结果行贿嫌疑方离开检察机关后迅速调整策略，很快和受贿嫌疑方加固了攻守同盟的关系，使得案件难以进一步推进。因此，行受贿案件在立案前的初查工作要高度保密，只有真正掌握了至少一个行受贿交易的核心信息后，才能接触行贿方。接触行贿方后，要采取两种方案进行充分防范。一种方案是通过核心信息的作用，达到了突破行贿方的效果，然后果断立案，立即跟上相应的强制措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接触受贿嫌疑方；另一种方案是做好突破不了行贿方的准备，则要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紧密监视行贿嫌疑方和受贿嫌疑方的接触行为，进一步控制事态的发展。
6、行贿人的争取与转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行受贿案件侦查实践当中，要充分使用这一法律规定，在掌握追诉的主动下，利用行贿人功利主义者的思维特点，争取行贿人的主动交待，从而割断行受贿的利益链条，形成对受贿人的证据封锁，最后迫其就范。但是，在采用这一策略时不能贸然，必须是在牢固掌握追诉行贿人主动权的优势前提下才能进行，否则，一旦陷入讯问僵局，检察机关难以打破这种不利境况，反而容易造成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的被动局面。
7、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行受贿案件的侦查工作尤其要注重侦查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整个侦查部署必须严格置于一个完整的侦查系统内，各个侦查步骤之间的衔接要紧密。在没有后一步乃至后几步的侦查方案之前，不要轻易启动前一步的侦查方案，否则有可能造成打草惊蛇的局面，反而将案件发展的进路逼近绝境。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的著名论断，在现代系统学的视角下，这根源于整体中存在着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行受贿侦查的系统方法就是要始终把行受贿当成一个整体去对待，从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行受贿的发展脉络，以此追求侦查的最优的整体功能，突出强调侦查的整体性、有序性和最优化。
三、微观视角下的侦破对策
1、不同年龄的嫌疑人。
不同年龄的嫌疑人，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采取的审讯策略也应有所区别：（1）年纪较轻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浅，心理成熟度不够，对犯罪后果考虑不多，情绪稳定性差，对审讯会有害怕、畏惧的情绪出现。侦查人员应抓住他的这种特性，在第一次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时就快速切入主题，以强大的心理攻势将其脆弱防线一举击垮，并乘胜追击，促使其彻底交待问题；（2）年富力强性的犯罪嫌疑人，拥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自身的犯罪行为会有较长时间的思考，对犯罪后果比较清楚，负隅顽抗心理较重，抗侦查能力较强。侦查人员在讯问这类犯罪嫌疑人时，切忌拍桌子瞪眼睛大呼小叫，这样只会使其觉得侦查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加重其负隅顽抗的心理。正确有效的做法是不急着谈案情，而是从其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慢慢了解其心路历程，寻找突破口，从朋友的角度进行规劝，以渐进式的审讯方式逐步攻破其心理防线。并且突破后要迅速组织人力对其供述事项进行查证固定，防止其日后翻供；（3）临近退休的犯罪嫌疑人，即年老的犯罪嫌疑人，社会阅历丰富，对待他们首先要以尊重的态度进行讯问。否则，会严重刺伤他们的自尊心、产生顽抗到底的逆反心理，不利于案件的进一步推进。其次要找准其犯罪动机，与其交谈时要围绕其事业或家庭进行，并引导其回顾工作经历，唤起他本人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类犯罪嫌疑人不易招供，但是招供后很少翻供，基本都会如实供述。
2、不同职位的嫌疑人。
针对不同职位的嫌疑人，侦查人员要有不同侧重：对待职位较低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除了要以胸有成竹的姿态进行审讯外，还可以适时抛出几个证据，让其心理失控；而职位较高的犯罪嫌疑人则疑心较重，中途突然出示证据的审讯方法并不见得能够起到预期作用，侦查人员应将审讯重点放在着力营造一种深不可测的氛围当中，让犯罪嫌疑人摸不透侦查人员的底牌，越说越心虚，最后被自己的心理负担压垮，不得不说出犯罪事实。
3、不同行业领域的嫌疑人。
不同领域的行受贿案件发案率有很大差别。一些行业规范比较健全、运作顺畅的行业，工作人员行受贿的几率就比较低；反之，则可能成为行受贿案件的高发行业。侦查人员在审讯不同行业的犯罪嫌疑人之前，要充分做好案头工作，全面了解此行业的权力运行模式和运行环境，了解犯罪高发行业的人员的普遍心理，对症下药，找出案件的关键所在，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地讯问，给犯罪嫌疑人一种碰上本行业专家的感觉，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初次犯和多次犯的区别性对策
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初次进行行受贿犯罪，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往往最终会经历一个发展成熟期，而这之前则一般表现为处于犯罪心理的幼稚期。面对这类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必须快速行动，直接正面接触，争取在其犯罪心理的幼稚期形成面对面的强大攻势，同时配合进行迂回的疏导策略，不能单方面一味地激化其心理底线，造成鱼死网破的对抗局面。
还有的行受贿犯罪嫌疑人是多次犯，此前可能由于各种因素违背发现而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这类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已经相当成熟，不能采取简单的打压策略，他们往往是“不撞南墙心不死”。因此，对待这种犯罪嫌疑人，必须要慎重接触，千外不可打草惊蛇，一定要形成一定的外围优势证据才能正面接触。同时，一旦正式与其交涉，就必须从各种渠道切断其侥幸的心理，摆明其可选择的道路，充分运用功利主义者的心理弱点，让其主动地趋利避害，从而一步步地走进检察机关的侦查步调。
5、不同隐性犯罪目的的行受贿行为
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五十号）
《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已经2012年12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2月24日
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2012年12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按照国家规定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的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建立应急管理工作指标体系，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编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确保专款专用；年度预算安排的财政预备费应当优先保障突发事件应对需要。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协调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类别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具体组织、协调、指挥该类别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本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报告、情况汇总、综合协调、督查指导等职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领导下，依法开展各项应对处置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当设立或者明确应急管理办事机构，配备应急管理工作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承担应急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应急动员机制，增强全民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参与处置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应急预案以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制定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指导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方案。
第七条 下列单位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具体应急预案：
（一）矿山、冶金、建筑施工、商贸等大型企业；
（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处置单位；
（三）供水、排水、发电、供电、供煤、供油、供气、供热、交通运输、通信、广播电视、堤坝等生产、经营、管理单位；
（四）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医院、体育场（馆）、宾馆、饭店、车站、码头、机场、娱乐场所、宗教活动场所、金融证券交易场所、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
（五）大型群众性活动的主办单位；
（六）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制定具体应急预案的其他单位。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出重大决策前，对可能引发的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对容易引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风险评估，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定期进行检查、监控，并责令有关单位建立安全巡检制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化解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建以公安消防、医疗救治队伍为主体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依托大型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建立区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并给予适当补助。区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实施跨区域救援的，受援方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单位应当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专业人才库，成立应急专家组。
鼓励建立由成年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应急物资、装备储备保障系统，完善重要应急物资、装备的监管、生产、储备、更新、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并根据不同区域突发事件应对的需要，合理布局应急物资、装备储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物资、装备储备运输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由经济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
鼓励和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家庭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第十二条 通信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协调电信运营企业，优先保障应对突发事件通信系统畅通；人防、公安、广播电视、地震、气象等部门和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发挥专项通信资源优势，为处置突发事件提供技术支撑。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制定城市、镇总体规划与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专项规划时，应当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利用广场、公园、绿地、体育场（馆）、学校运动场（馆）以及人防工程等公共场所，合理规划、建设、维护应急避难场所，设置统一、规范的标识，并向社会公布。
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设置应急疏散通道，配备必要的救生、避险设备，并设置明显标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和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应急演练。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的要求，结合各自情况，开展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应急演练。
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应急知识纳入教育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应急知识教育和应急演练活动，培养学生、幼儿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应急演练活动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无偿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对负有处置突发事件职责的主管人员和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培训。
应急救援队伍的组建单位应当加强对应急救援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技能。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合理划分监测区域，建立专业监测站点，并根据需要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联合监测，完善应急预警监测体系。
水文、气象、林业、环境、卫生、地震、地质灾害、交通运输、矿山安全等专业监测机构，应当按照应急需要加强技术保障建设，确保监测数据信息完整可靠，并随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异常监测信息。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监测信息异常情况。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应急平台为主体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并与上级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和监测网点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专业监测机构和本条例第七条第一至三项所列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二十四小时值守制度，保证联系渠道畅通。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制度，聘请新闻媒体记者，居民（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派出所民警，社区或者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企业安全员，学校安全保卫人员等担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员。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悉突发事件信息，应当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110、119、120等公共报警电话报告。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立即进行调查核实。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接到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后，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等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按照应急预案等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级别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敏感性社会安全事件信息应当同时报告省人民政府。
有关人民政府或者部门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不得迟报、漏报、瞒报、谎报。
第二十一条 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短信、电子显示屏、人防警报器、宣传车等多种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对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和通信、广播、电视盲区以及偏远地区的人群，应当采取足以使其知悉的有效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第二十二条 进入预警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御工作。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二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协助做好处置工作。
突发事件依法由上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处置的，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当做好先期处置和配合工作。
第二十四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分级负责的规定，指挥应急处置工作：
（一）一般突发事件，由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应急处置，县级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具体负责；
（二）较大突发事件，由发生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应急处置，设区的市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具体负责；
（三）重大突发事件，由省人民政府负责应急处置，省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具体负责；
（四）特别重大突发事件，报请国务院应急处置。
本级人民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突发事件事态或者难以消除其引发的严重社会危害时，应当及时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指导处置。
第二十五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派出或者指定现场指挥长，统一组织、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现场指挥长有权决定现场处置方案，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有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服从现场指挥长的指挥。
第二十六条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除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外，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优先运送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以及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的救援人员和物资；
（二）请求支援救援力量和应急救援物资；
（三）指定救治单位和应急避难场所；
（四）为受到危害的人员实施心理干预服务；
（五）协调有关企业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援物资。
第二十七条 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组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除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外，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开展劝解、疏导，引导当事人理性表达诉求，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二）根据事态发展，及时采取交通管制等必要措施；
（三）对扰乱社会秩序、妨碍社会管理或者公共安全、侵犯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应急交通运输综合协调机制，提高应急运输保障能力。
处置突发事件期间，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经营单位以及公安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等部门应当采取应急措施，保证运输线路通畅，必要时开辟应急专用通道。应急救援车辆免缴车辆通行费，具体办法由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政府新闻办公室统一组织，及时、准确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虚假信息。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依法征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的，应当向被征用的单位或者个人签发《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并做好登记造册工作。情况特别紧急时，可以先行征用，事后补办手续。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参照征用时的价值给予补偿。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当简化财政资金的审批和划拨程序，保障应急处置所需资金。
第五章 恢复与重建
第三十二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力量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应对工作进行统计、调查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数据资料和评估结论应当真实、准确、可靠。
第三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受灾人员需要过渡性安置的，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实际情况，做好安置工作。
第三十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力量对倒塌、损坏房屋进行重建和修缮，对道路、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进行修复，保障过渡期间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第三十五条 突发事件发生地或者受影响地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编制恢复与重建规划，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基础设施恢复等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突发事件发生地人民政府对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和行业，应当依法给予费用减免、贷款贴息、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扶持，以及物资、人力、技术方面的支持；开展恢复重建工作需要上一级人民政府支持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情况提供资金、物资支持和技术指导，组织其他地区提供必要的支援。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向社会公开抢险救灾、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等情况，并接受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开展应急演练的；
（二）未执行二十四小时值守制度的；
（三）未规划、建设、维护应急避难场所和设置应急避难场所标识，并向社会公布应急避难场所的；
（四）未对本行政区域内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排查，并采取防范措施的；
（五）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报告的突发事件信息立即进行调查核实的；
（六）未向社会公开抢险救灾、救济、社会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等情况的；
（七）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八条 有关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开展应急演练的；
（二）未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及时消除隐患的；
（三）未及时、客观、真实报告本单位突发事件信息的。
第三十九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未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未立即赶赴现场协助处置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