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供热用热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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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


（2013年6月3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38号公布 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餐厨废弃物的管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和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实行城市化管理地区餐厨废弃物的处理及其相关监督管理活动。

餐厨废弃物的处理包括收集、运输和处置环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餐厨废弃物，是指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堂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废弃食用油脂等。

前款所称的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含油水分离器、油烟分离器、油水隔离池等排水、排烟、排污设施中的油水混合物）。

第四条 本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行统一收集、运输，集中处置。

倡导净菜上市和文明就餐，鼓励减少餐厨废弃物的产生，鼓励开展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的技术开发和设施建设。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区人民政府（包括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武汉化工区管委会，下同）将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列入城市管理和食品安全绩效目标考核、文明单位评比的内容，对在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市、区人民政府将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对餐厨废弃物的处理给予财政补贴。具体补贴办法由市城市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市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工作和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餐厨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质监、工商、农业（畜牧）、环境保护、商务、旅游、教育、城乡建设、水务、公安、财政、物价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餐厨废弃物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八条 本市餐饮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积极参与制定有关标准和规范，推广减少餐厨废弃物产生的技术和方法，将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纳入餐饮企业等级评定内容。

第九条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当缴纳餐厨废弃物处理费。餐厨废弃物处理费纳入城市生活垃圾收费体系，其征收的项目、标准按照财政、物价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订本市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规划，并纳入本市市容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

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用地应当作为环境卫生设施用地纳入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第十一条 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投资、建设、环境保护等相关审批手续。

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向城乡建设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并报送建设工程项目档案，同时告知城市管理部门。未经竣工验收备案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从事餐厨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的企业，应当取得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

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餐厨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许可的决定，确定本辖区内经营性收集、运输的单位。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作出餐厨废弃物经营性处置许可的决定，向中标单位颁发餐厨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与中标单位按照市政公共设施特许经营管理的规定，分别签订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经营期限、服务标准、经营区域等内容。区城市管理部门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应当报市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从事餐厨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服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少于300万元；

（二）餐厨废弃物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专用收集容器，并具有分类收集功能；

（三）餐厨废弃物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滴漏功能；

（四）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六）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停放场所；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从事餐厨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服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规模小于100吨／日的，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规模大于100吨／日的，注册资金不少于5000万元；

（二）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取得相应的规划、建设审批文件；

（三）采用的技术、工艺符合有关标准；

（四）具有健全的工艺运行、设备管理、环境监测与保护、财务管理、生产安全、计量统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具有可行的餐厨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技术方案和达标排放方案；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餐厨废弃物产生和处理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建立台账制度：

（一）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记录餐厨废弃物产生数量、去向等情况；

（二）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记录收集、运输的餐厨废弃物来源、数量、去向等情况；

（三）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记录餐厨废弃物来源、数量、处置方法、产品流向、运行数据等情况；

（四）记录真实、完整并保存2年以上。

餐厨废弃物产生和处理单位应当按照城市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报送台账，并取得相应的回执。

餐厨废弃物产生、收集、运输与处置实行联单制度，具体办法由市城市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餐厨废弃物单独收集，不得与一次性餐饮具、酒水饮料容器、塑料台布等其他固体生活垃圾相混合；

（二）在规定的地点设置餐厨废弃物专用收集容器，保持收集容器完好、密闭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三）设置油水分离器、油烟分离器或者油水隔离池等污染防治设施，保持其正常使用及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四）在餐厨废弃物产生后24小时内，及时将餐厨废弃物交由取得许可的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或者区城市管理部门所属的市容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收集、运输；

（五）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十七条 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收集、运输餐厨废弃物，每日到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清运餐厨废弃物不得少于1次；

（二）将餐厨废弃物和其他垃圾分开收集、运输，其种类和数量由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负责确认；

（三）配备规定的专用运输车辆及相关转运设施，保持其完好、整洁，实行密闭化运输；

（四）运输过程中不得遗撒、滴漏，转运期间不得裸露存放；

（五）与取得许可的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签订服务协议，将餐厨废弃物运输至指定的餐厨废弃物处置场所，其种类和数量由处置单位负责确认；

（六）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十八条 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实施无害化处置；

（二）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符合环保标准，防止二次污染；

（三）使用微生物菌剂处理餐厨废弃物的，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四）根据有关规定和相关安全技术规程，配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制订详细的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保证处理设施安全运行；

（五）生产的产品符合相关质量标准；

（六）按照要求进行环境影响监测，对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的性能和环保指标进行检测、评价，并向市城市管理部门和市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检测、评价结果；

（七）不得接收、处置未取得许可的单位和个人运送的餐厨废弃物；

（八）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在餐厨废弃物产生、处理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餐厨废弃物及其加工物作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

（二）将废弃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销售或者加工食品；

（三）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饲养畜禽；

（四）将餐厨废弃物排入雨水、污水排水管道等公共设施或者河道、湖泊等水体；

（五）将餐厨废弃物运往本市行政区域外处置；

（六）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条 除因不可抗力无法继续经营外，餐厨废弃物处理单位不得随意停业、歇业，确需停业、歇业的，应当提前3个月向市城市管理部门报告，经批准后方可停业或者歇业。

第二十一条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通过书面检查、实地抽查、现场核定等方式加强对餐厨废弃物产生、处理活动的监督和检查，并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记录档案。

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将有关单位申报的餐厨废弃物产生、处理等情况进行汇总后报送市城市管理部门。

食品药品监管、质监、工商、农业（畜牧）、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对餐厨废弃物处理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餐厨废弃物产生、处理通用的信息监管平台，定期向社会公布下列信息：

（一）餐厨废弃物产生的种类和数量；

（二）核发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的信息；

（三）餐厨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信息；

（四）餐厨废弃物产生、处理单位的违法处理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制度，接受公众对餐厨废弃物处理活动的投诉和举报，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或者举报人；属于其他部门主管范围的，应当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餐厨废弃物监督管理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

（二）强制要求企业使用指定产品或者接收指定服务；

（三）其他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或者损害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前款行为的，餐厨废弃物产生和处理单位有权拒绝，并可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举报投诉。

第二十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全市餐厨废弃物处理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理系统，确保紧急或者特殊情况下餐厨废弃物的正常收集、运输和处置。

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相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大力普及食用油等方面的食品安全常识和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市民科学消费，提高市民的健康意识、食品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强化企业诚信和行业自律教育，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食品生产、服务和经营单位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形成保障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第157号令）予以处理：

（一）未经批准从事餐厨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3万元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缴纳餐厨废弃物处理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缴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缴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三）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在运输过程中沿途遗撒、滴漏餐厨废弃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四）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三）、（五）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二）、（三）、（四）、（六）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可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由城乡建设部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的规定，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记录、报送餐厨废弃物台帐或者未执行联单制度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单独收集、运输、存放餐厨废弃物，与生活垃圾相混合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三）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餐厨废弃物专用收集容器或者未使用统一设置的专用收集容器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将餐厨废弃物交由未取得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运输、处置，或者接收、处置未取得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运送的餐厨废弃物的，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饲养畜禽的，由农业（畜牧）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对以餐厨废弃物直接饲养的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涉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水资源和湖泊保护及排水管理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城市管理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并对其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核发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的；

（二）未依法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朱铁军－－华东政法学院99级刑法研究生


内容提要 不作为作为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之一，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本文试图从其概念、性质、义务根据、分类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有所裨益。

关键词 不作为 行为 义务 根据 分类



刑法上的不作为是相对作为而言的，它是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之一，与作为具有相反关系。由于不作为的复杂性，其历来为人们所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不作为概念、性质、义务产生根据、分类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

对刑法上的不作为的概念，由于刑法条文没有明确加以规定，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主要有：1、不作为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1]2、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 其中义务是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2]3、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要求必须履行的某种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行为。[3]4、所谓不作为，就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并且能够实行某种行为消极地不去履行这种义务，因而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的行为。所以不作为是人的一种消极行为。[4]5、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5]6、不作为犯是未履行法定义务的犯罪。[6]7、刑法上的不作为是行为人违反要求规范的规定而不阻止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行为。[7]8、刑法上的不作为是指当为而不为，即行为人在意志支配下，违反命令规范，消极地不为法律要求和期待的行为。[8]

上述定义尽管在内容上不尽一致，但都强调不作为实质就在于应当履行义务而不履行，将不作为同行为人负有特定义务联系起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这些定义又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于不作为中义务的性质界定不清。义务表示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应负的责任，从性质上可分为法律义务、道德义务和习惯义务。不作为中义务，第一、应是一种法律义务；第二、它并非泛泛的法律义务，而是实施一种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第三、它是一种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上述定义中有的称“特定义务”，有的称“特定法律义务”，有的笼统地称为义务，这是不准确的。它使不作为的外延界限模糊，这势必在实践中造成扩大行为人义务的结果。其次，未考虑到行为人实际履行义务的能力。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只是要求能够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而不会强求不能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固然是不作为成立的前提，但我们决不能将这一义务与不作为等同。将不作为定义为“当为而不为”或在定义中不考虑行为人的履行义务能力，这会在实践中出现打击面过大的可能。其次，不应将危害结果纳入不作为定义中。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同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内容，是指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不仅作为可以造成危害结果，而且不作为也可以。因此，危害结果不能成为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标准。此外危害结果不是一切犯罪的必备要件，成立不作为形式的犯罪是否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不是由不作为这一行为方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刑法的规定。刑法对有些不作为犯罪规定必须有危害结果，否则不能成为犯罪；对有些不作为犯罪则没有此种要求。因此危害结果在不作为犯罪中也不能起到判断罪与非罪界限的目的。其次，未明示刑法上不作为是一种侵害刑法所保护社会关系的行为即它是危害行为的一种基本形式。这是对不作为的最基本定性，而上述定义基本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没有注意到不作为在刑法上特定的内涵，这也就使得刑法上的不作为与一般性不作为界限难以区分。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主张刑法上不作为应这样界定：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危害行为。根据这个定义，刑法上不作为具有以下特征：1、不作为是一种犯罪行为。2、不作为的核心是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义务。3、不作为中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4、不作为中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造成或可能造成危险结果。

二、

不作为是否是一种行为，中外刑法学者争议颇多。目前在国际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不作为具有行为性。但是在证明不作为的行为性上成效并不显著[9]。自然行为论者从自然科学、自然主义出发，认为行为是基于意志的人的态度或身体的动静。因此不作为由于缺乏有形性，不能认为是行为。如李斯特（Listz）认为，作为是“有意的举动引起的外界变更”[10]。达德布路赫(Radbruch)认为，“不作为因欠缺作为行为之意思，‘身体的举动’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自与作为有异，此二者系处于‘动’与‘静’之关系，正如立于A与非A之关系或肯定与否定之关系，未能具有共通之上位之概念，故应并列”。目的行为论者对不作为的行为性存在分歧，持否定说者如威尔兹尔(Welzel)认为：不作为是目的的活动（行为）的不作为，因而不属于行为。不作为只是与一种行为有关系，因为是行为人可能性行为的不作为。持肯定说者如姆达拉赫认为：行为，系一切犯罪的共通基础，本不计其对象如何。并主张，行为是受意思所支配、操纵，使之向一定结果进行之人的态度，其以积极活动即作为，变更环境者固无论，其不为一定之作为，本其不实行某种行为之态度，从其价值而言，亦应认其为行为，……不作为并非所谓“行为”之否定，而系“作为”之否定。[11]社会行为论从行为的社会价值出发来论证不作为的行为性，如谢密特认为，行为是对于社会的外界之有意的态度，详言之，即依有意的态度之社会的外界之变更。人格行为论者如日本的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从人格主体的外显方面对不作为的行为性作了说明，他指出“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物理过程，而是人伦、伦理关系中人格主体的行动过程，即使在心理上、物理上是个‘无’，而在伦理上、法律上，却可以是个‘有’，就是说，伦理上、法律上所求的‘无行为’是一种‘行为观念’[12]。

上述几种观点，自然行为论否认不作为的行为性。由于“犯罪是行为”、“无行为即无犯罪“，因此不作为也不构成犯罪。而这不符合各国刑事立法的实际，也不符合犯罪的实际情况。目的行为论立足于人的主观目的理解行为本质，这具有一定意义，但却无令人信服地解释各种过失的行为以及不作为[13]。社会行为论根据主体的举动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又来确定行为的范围，这过于宽泛。因为对行为的社会评价与法律评价不是一回事，行为在社会上有意义，未必在刑法上有意义，况且用来确定行为范围的标准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人格行为论为对不作为的解释，同样也有上述缺陷。

对不作为行为性的论证上，笔者主张应从多方面出发，不能仅仅局限于一方面。首先，犯罪是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14]，这种统治关系实际上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它经过法律加以确立，就形成了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的法律关系。行为之所以被规定犯罪，就在于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以及该当性即行为对统治关系与法律关系的破坏、践踏。这种破坏与践踏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采取积极的方式即以积极的身体活动公然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如贪污、抢劫、盗窃等。第二种是采取隐蔽、消极、间接的方式即消极地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特定法律义务，从而使特定的法律关系受到侵害。如遗弃、不作为的杀人等。前一种行为是作为，后一种行为是不作为。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不作为和作为，同样为行为的表现形式。

其次，从权利与义务关系角度出发，权利与义务作为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侧面，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承担一定的义务是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而本人权利的行使也必须以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为基础。因此不履行特定法律义务就意味着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在这个意义上，不作为本身就意味着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是说它符合危害行为的本质特征。

再次，从违反法律规范的性质来看，作为直接违反了禁止性罪刑规范。不作为不仅违反了禁止性罪刑规范，而且直接违反了某种命令性规范。禁止性罪刑规范是为了禁止人们实施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而命令性罪刑规范是命令人们实施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与违反命令性规范都意味着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作为与不作为在实质上相同，都具有该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等价性，即在否定的价值上是相同的。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行法定主义不相矛盾。

又次，从行为人的主体性来看，不作为虽然在物理上表现为“无”，但这种“无”的状态是受行为人主观意志支配，是行为人自我选择的产物。换句话来说，不作为虽然在外在举动上表现为“无”，但在内心意思上仍是有活动。因此，这种不作为能够反映行为人的主体性。具体表现在故意的不作为的情况下，不作为正是行为人所追求的。在过失的不作为（忘却犯）的情况下，表面上看行为人没有意识到，但由于其有意识的义务，其应该加以注意，在此也能看出有意性，因而仍然可以归结为行为人的态度是“有”。

三、

不作为中的作为义务产生根据，中外刑法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大陆法系国家费尔巴哈作为形式的作为义务说的倡导者，他认为作为义务的有无，是以法律、契约这样的刑法以外的事由作为根据加以判断的，先行行为由于其在性质上是以事实的各种关系为前提，因此不能作为义务的根据。稍后斯鸠贝尔认为先行行为可以作为义务发生的根据。这种形式的作为义务说后来一直在德、日刑法学中占统治地位。1960年以来，许多学者从不作为者与危害结果或不作为者与被害者之间特殊关系出发来确认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实施根据，并取得丰硕的成果，逐步将事情管理及情理引入作为义务内。在英美法系国家，不作为的作为义务产生根据主要有法规、契约、事务管理、情理四种。在国内，对作为义务这一不作为构成的核心要素的研究也非常热烈。对其产生的根据，有“三来源说”[15]、“四来源说”[16]、“五来源说”[17]。笔者认为，在确定不作为的作为义务产生根据时，必须明确这一作为义务的性质、特征。根据刑法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对其作以下的界定：1、它是一种法律义务，而不是道德上义务。因为只有法律上的义务才具有国家强制性，违反它才会产生法律后果。而道德义务，它只能由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来保障其实现，违反它不会产生法律后果。当然这也必须指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是紧密相联的，许多法律义务就是由道德义务转化而来的。在一定的时期，有些道德义务已经发展到法律义务程度，但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对此种情况，我们仍然要坚持前述观点。这也是罪刑法主义的要求。因此有学者指出在特殊场所，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也可以作为不作为中的义务。笔者对此持不赞同态度，认为不应以个案的正义来牺牲整个法律的正义。解决的办法是在一定时期，将其转化为法律义务。2、该义务必须和刑事法律后果相联系，具有刑事强制性。违反法律义务的后果有多种形式如民事、刑事、经济、行政的后果，因此可以说并非一切违反作为的法律义务都能构成不作为犯罪。作为危害行为的基本形式之一，不作为应该从刑事法律意义上进行判断，否则无异于混淆各部门法之间界限。从这个意义出发，刑法上不作为应有其特定的法律性内涵，而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性的不作为。3、该义务是实施特定的积极行为，而并非不实施一定积极行为的消极义务。即它是一种作为义务。在法律上，义务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要求人们不得实施某种行为的义务即“不应为”；另一种是法律要求人们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即“应当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不应为而为”，则构成作为犯罪；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人如果“应当为而不为”则构成不作为犯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作为的根本特点并非是完全地无所为，而是不为刑法要求或期待行为人应为的行为。4、该义务是针对特定的人，是基于特定条件和事实产生，并随这些特定条件和事实改变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不作为中的义务是一种特殊义务。因此，在认定不作为犯罪是否违反作为义务的时候，应当将其与一定条件和事实联系起来综合考虑。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便利。社会关系也愈为复杂，作为义务将呈扩大趋势。法律要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及时将这些义务转化成法律上的义务。

基于上述界定，就我国目前来说，可将不作为中作为义务的根据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源于法律明文规定。2、由于行为人职务上或者业务而产生的，实施其职务或业务上规定活动的义务。3、由于行为人实施一定的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如签约、自愿承担实施某种行为或防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4、基于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对于先行行为的性质、范围，学者们认识不一。如对先行行为是否限于违法行为、有责行为或作为等方面[18]。笔者认为只要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符合上述对不作为中义务界定，我们在定罪时可以不考虑先行行为到底是违法行为还是合法行为、是有责行为还是无责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在量刑时，可以适当加以考虑。

四、

对于不作为的分类，在刑法理论上争议颇大。中外刑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1、以犯罪形态出发，将不作为分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19]，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通说。但日本学者柏木千秋认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用语不当。主张抽象的不作为与具体的不作为[20]。2、从不作为性质出发，将不作为分为“纯粹”的不作为和“混合”的不作为，这是前苏联刑法学者划分方法。3、根据刑法的规定，将不作为分为只能由不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既可以由作为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同时包含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的犯罪、共同犯罪中的不作为的犯罪[21]。4、以作为和不作为两种行为形式为标准，从犯罪构成角度，其中又有“三分法”[22]和“四分法”[23]。“三分法”认为包括：只能以作为方式构成的犯罪、只能以不作为构成的犯罪、既可以由作为方式也可以由不作为方式进行的犯罪；“四分法”前一基础上加上同时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的犯罪。5、从量刑的角度，将不作为分为积极的不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24]6、根据行为人不作为程度，将不作为分为完全的不作为与怠慢的不作为。[25]上述分类方法或多或少具有一定意义。但必须明确的是刑法上对不作为分类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轻重问题；是对不作为进行分类，而不是对危害行为进行分类。因此笔者赞同将不作为分为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理由是：

首先，上述其它几种分类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如混合不作为中“作为与不作为同存”实际上是不作为的两个方面，分类者没有认识到不作为的核心。第三、四种分类方法无异是对危害行为的分类。第五种从量刑角度来分，在客观上确实能揭示行为的危害轻重，但我国刑法中有些罪如遗弃罪中既有积极方式的驱赶出门，也有消极方式的有病不给治疗、不给饭吃。因此这种分类也无益于定罪量刑。第六种分类方法对于何谓完全、怠慢，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此外将抽象的不作为与具体的不作为代替纯正的不作为与不纯正的不作为，两者之间并无实质上区别，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其次，这种分类方法揭示了不作为中客观存在的两种形式在本质的差异。这有利于定罪量刑。纯正不作为只要单纯的违反刑法中规定的作为义务即可构成。而不纯正不作为实施的刑法中规定的作为形式的犯罪。

再次，这种分类方法有法律根据。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一些典型的纯正不作为犯如遗弃罪、偷税罪等。而对不纯正不作为由于在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这就需要通过刑法理论加以确定。这种分类方法就适应了这种需要。

最后，这种分类方法已获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普遍认同，为了避免互相之间不必要的争议，我们也主张采取此种分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