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省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行政强制规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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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精神损害赔偿

内容摘要：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物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也是对我国相关法律和法

规进行反思性检讨的研究课题。确立并完善精神损害制度，是出自维护权利的需要，也是权利人维护自身精神利益的必然前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可操作性规定显得不具体、不明确、不完善。笔者就该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关键词：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对象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因素 精神损害数额赔偿的评算方法

损害赔偿是对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的民事法律制度，由于侵权行为的对象不同，损害赔偿可以分为三类：一、对财产的损害赔偿；二、对人身的损害赔偿；三、对精神损害的赔偿。经过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虽然在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善，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司法实践中也因此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精神损害赔偿某些方面做一下补充和探讨。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界定
精神损害是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起点，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概念，它的准确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能否赔偿？赔偿的范围是在哪里？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也有助于司法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正义，更好地更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精神损害的这一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均没有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则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但是，精神损害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 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 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 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 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如名誉受到毁损、荣誉权受到侵害等。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 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损害。也就是说因自然人 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使其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在学术上统称为精神痛苦。狭义学说的观点使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概念，所以，狭义学说认为法人是没有精神痛苦的，因而不存 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广义学说认为法人虽无精神痛苦，但也有精神损害。这两种学说尽管都不无道理，但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更为准确 、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符合现代侵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权利就有救济。当我们合法的权利遭到侵害，我们必须寻找相关的途径进行有效的救济。精神被损害，民事权利受到侵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是相当重要的，这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人权，就是捍卫我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就是为我们的权利提供有力的救济。目前，随着“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屡屡见诸报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逐渐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晰的法律条文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做出准确地定位，在学术界也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这为一些不良分子侵害他人合法权利提供了便利条件，对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制造了一些障碍，不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因此，笔者强烈呼吁各界认识统一看法，达成一致意见，以便早日在法律中准确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经过对法学界前辈们成果的认真学习与刻苦研究，在综合各学者们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之上，笔者觉得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界定为：民事主体因人身侵权行为直接诱发或其他侵权行为间接诱发，致使受害人受到不法侵害，从而导致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不法侵害人采取非财产方式（主要指这四种方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无法达到起维权效果时，由不法侵害人对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实行金钱赔偿的民事责任救济手段。
对于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笔者仅仅只是尝试做一点研究探讨，希望这两者概念的界定能准确，强烈期望立法界早日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明确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以便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
1、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
(1)、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的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即指因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并可依法获得精神赔偿的受害人，也即精神赔偿的权利人。根据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既可以是受害者本人，也可以是受害者的近亲属。但在确定精神赔偿的权利人时，只能是固定的单项选择，而不能随意选择或双项选择。即受害者未死亡的权利人为受害人本人，受害人死亡的，权利人为受害人的近亲属。这样规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一是当受害者死亡精神赔偿权利人为其近亲属时，权利人和受害者是否一致？二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权利人和受害者一致即属同一人，那么又如何对待因侵权行为致残的人的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因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称之为直接受害人，因直接受害人的损害而引起精神损害的姑且称之为间接受害人。 间接受害人即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根据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既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不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其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家庭关系，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家庭里的，而家庭就会有亲情的存在。因此，一般情况下有直接受害人就会有间接受害人。那么，当直接受害人死亡后，作为权利人的间接受害人其行使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到底是自己的权利还是直接受害人的权利呢？由于精神不能直接转化为财产，它与生命息息相关，生命结束了，精神也随之消失，这样就不需要任何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法律中对侵权致人死亡的给予一定的死亡赔偿金，实质上是对受害人死亡的安抚费。它不是安抚死者，死者因死亡而无须安抚；它是安抚生者，是对生者因受害人死亡承受悲伤痛苦的安抚或精神补偿。所以，间接受害人行使的应该是自己的权利，是对自己的精神损害进行保护。既然直接害人死亡后，间接受害人可对自己的精神损害行使索赔权，那么，在直接受害者致残时，如何对待间接受害人的精神索赔权呢？不容否定，直接受害者致残时会给间接受害者带来精神损害，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例如直接受害者高度残疾，面目全非、生活不能自理）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程度不亚于直接受害者死亡时的精神损害。因此，对因直接受害者致残造成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法律也应给予保护。
（2）、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已经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的确定，已经由原先的保护部分人身权和人格权扩展为保护人身权和人格利益，因为我国法律已经有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具体准确界定，所以本文将以该解释简单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是指赔偿精神损害的折价数额。人的精神和生命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是相当重要的。而要准确地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首先就要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可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这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而且，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是一片空白。笔者在考察各国情况、通过诸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应该是如下：

（一）抚慰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首先，要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的创伤的身心。加害人的侵害，是对受害人无理索取和野蛮的践踏，其自身并没有陷入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困境中。法庭以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方式处罚，不以其侵权获得的利益和快感来衡量，也就体味不到自身错误的轻重。在这种情感体验下，加害人会无限制重复其行为，以寻求同样的快感和更大的利益。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罚金，可使受害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的转移回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其次，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受害人在遭受侵害后，往往处于内外交困的弱势，仅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或侵害人的其他承担责任的方式，很难摆脱困境。而精神损害赔偿让受害人获得金钱，意在给予弱者一种补偿的快意和满足，对冲掉部分不良情绪。并以赔偿的金钱为支付手段，向医疗机构、商业部门寻求服务（如去医院治疗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进一步消减精神痛苦、宣泄压力、抚慰心灵。精神损害赔偿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的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既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数限制原则又称对精神损害赔偿适当限制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在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时并非毫无限制。对于精神损害，可请求金钱赔偿。但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抚慰性质的，这就决定了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时并非毫无限制。对于赔偿的数额应该有所限制的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以财产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补偿受害人数遭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从而有效遏制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其次，“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从而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中的基本含义是指法律赋予法官或合议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客观上的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一，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比较典型。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依据，个案的公平、公正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规范下，在个案当中具体考察斟酌、平衡确定方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不适宜在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硬性规范。综上考虑，最好由法律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裁量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由法官根基不同案情，从受害人现实感受出发，完成一段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心路历程，感受并衡量其心痛轻重，以法官公正之心，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法官在庭审中应该对于已经收集的和庭后依职权调查的各种证据、资料和信息，做出一种判断，确保案件的精神损害事实的真实存在。既而，法官或合议庭对于该损害是否应该给予赔偿以及赔偿数额应该怎样去认定。笔者认为，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法官及合议庭的司法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中早日确定该原则，从而有利于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正确统一，强化实施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效果，加强当事人切身的合法利益的有效保护。
3、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因素。
人的精神和生命是不可以用金价来衡量的，但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平合理的赔偿额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法制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关系到实施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效果，关系当事人切身的合法权益。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侵权人如果获得利益了，那么必然地受害人利益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失，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利益是一定的，它总是从这一方流向那一方，那一方流向另一方。同时，侵权人获得利益的多少是与受害人利益的损害成正比的，侵权人获利多，受害人损害程度大，反之，亦成立。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做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不能对于遭受精神损害的所有受害人不论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而给以相同的赔偿，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不同的侵权行为，由于其各个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应该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但是对于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虽然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但是不能多赔，因为这是特殊对待，是对公平正义的曲解。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当前，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判定赔偿数额太低，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赔偿数额。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吉林市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的决定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29日吉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5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7年8月20日公布施行）

决定
吉林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对《吉林市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八条修改为：“农民人均年承担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村为单位，……。”
二、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合并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对设置的收费、集资项目，农民负担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责令如数退还非法收取的款物，并视情节，对单位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费超出规定项目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村提留或乡统筹费提取比例超出规定标准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至第二十条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费或劳务不按规定范围使用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强制农民以资代劳的；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预收村提留或乡统筹费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费不按规定程序决算、不纳入帐内核算、不专款专用、挪用、挥霍或侵占的；
（七）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收费不使用统一专用票据的；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向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罚款的；
（九）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进行各种摊派的；
（十）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不按规定标准收费或“搭车”收费的；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规定，不按规定收费和预收服务费的；
（十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截留、挪用国家拨给农民的各种资金或物资的；
（十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收购农产品不执行规定等级、价格标准、不及时兑现价款或在价款中扣缴各种费用的；
（十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不接受审计监督、提供伪造虚假数据资料或不张榜公布的。
三、第四十六条顺序改为第四十五条，以下各条顺延。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市农民负担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



199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