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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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4号
《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已于2010年3月26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3月26日
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
（2010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重大建设项目监督管理，规范重大建设项目稽察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投资安全，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重大建设项目，是指使用财政性资金、政府融资资金的重点建设项目，政府设立的投资主体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需要稽察的其他重点建设项目。
第三条 稽察工作坚持依法监督、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的领导。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对区县（自治县）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财政、审计、建设等有关行政部门建立部门协作机制，相互通报有关情况，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监察、财政、审计、建设等行政部门对重大建设项目依法进行检查做出的结论，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可以在稽察工作中采用。
稽察工作需要有关行政部门配合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协助。
第六条 稽察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举报稽察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第七条 稽察工作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稽察工作不得向被稽察单位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稽察职责和人员
第八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可以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标准、工程进度及工程质量控制、投资概（预）算控制及投资效益，以及项目业主、参建单位和中介机构与重大建设项目有关的行为等方面实施稽察。
第九条 稽察工作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
稽察特派员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派，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稽察。
稽察特派员配备稽察工作人员，协助稽察特派员工作。
稽察特派员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被稽察单位不得拒绝、阻扰。
第十一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与被稽察单位或稽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实行定期轮换制度。每位稽察特派员或稽察工作人员负责同一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工作的时间不得连续超过两年。
第十三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干预被稽察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泄露国家秘密和被稽察单位的商业秘密；
（三）接受被稽察单位的馈赠、报酬、福利待遇；
（四）在被稽察单位报销费用；
（五）参加被稽察单位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旅游、出访等活动；
（六）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其他非法利益；
（七）其他违反公务员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
第三章 稽察程序
第十四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部门工作要求，结合本地区投资重点，制定年度稽察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年度稽察计划确需调整的，按原审批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市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可以将其负责稽察的重大建设项目委托区县（自治县）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实施稽察。
第十五条 实施稽察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前向被稽察单位发出书面通知；特殊情况下，经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直接持稽察通知书实施稽察。
第十六条 稽察工作应当由稽察特派员组织两名以上稽察工作人员具体实施。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开展稽察工作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七条 稽察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听取被稽察单位有关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二）参加被稽察单位召开的与稽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三）查阅稽察所需的被稽察单位有关业务资料，包括资质证书、合同文书、工程管理文件、工程档案等；
（四）查阅被稽察单位有关重大建设项目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表等会计资料；必要时可以核对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
（五）对与稽察事项有关的人员进行询问；
（六）进入施工、仓储、检测和试验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场所进行现场查验；
（七）要求被稽察单位或人员对有关问题提供书面说明；
（八）采用复印、复制、录音、摄影、摄像等形式收集有关资料；
（九）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发展改革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第十八条 稽察工作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解决稽察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第十九条 被稽察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提供、拖延提供、销毁、隐匿、转移、篡改或者伪造有关资料。
第二十条 稽察特派员发现被稽察单位存在可能危及重大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工程安全、造成投资损失或者侵害投资人权益以及其他需要立即报告的紧急情况，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向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报告，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相关行政部门。
对稽察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一条 稽察特派员对稽察发现的问题，应当向被稽察单位核实情况。
被稽察单位有权陈述、申辩和补充资料。
第二十二条 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在稽察过程中应当如实记录稽察情况，形成稽察记录。
被稽察单位认为稽察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不予补正的，稽察特派员应当记录在案。
被稽察单位应当在稽察记录上签字或者盖章；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稽察特派员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 稽察结束后，稽察特派员应当提出稽察报告。稽察报告应当包括项目审批情况、实施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整改建议等内容。
稽察报告应当征求被稽察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意见；被稽察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向稽察特派员提交书面意见。
第二十四条 稽察特派员应当将稽察报告和被稽察单位的书面意见报送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审定。
经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审定后的稽察报告，应当送达被稽察单位和相关行政部门。
审定后的稽察报告可以作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考核的参考依据，可以作为有关部门对被稽察单位资质评定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及其它工程评标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五条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的，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整改。被稽察单位应当按要求进行整改，并在整改完成后向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提交整改报告。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应当由有关行政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处理的，移送有关行政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查处。有关行政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处理，并于处理结束后十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发展改革行政部门。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应当由同级人民政府处理的，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提出处理建议，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在处理结束后将稽察报告和处理情况报送同级人民政府。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被稽察单位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发展改革行政部门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暂停资金拨付，已拨付的暂停使用；
（二）收回资金；
（三）暂停项目建设；
（四）责令原审批机关撤销项目；
（五）暂停审批同类新项目；
（六）禁止参与政府资金投资的其他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被稽察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逃避稽察特派员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拒绝提供、拖延提供、销毁、隐匿、篡改或者伪造有关资料的；
（三）其他阻碍稽察特派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在开展稽察活动中发现有关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暂停审批同类新项目：
（一）截留、挪用政府资金的；
（二）干预项目招标投标的；
（三）不依法履行项目审批、建设管理等职责，造成项目建设和管理出现严重问题的。
第三十条 发展改革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稽察特派员和稽察工作人员在稽察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稽察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隐匿不报或者不按规定处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编造虚假稽察报告的；
（三）违反稽察工作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
稽察特派员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前款规定执行，并取消任职资格。
第三十一条 法律、法规对重大建设项目中的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被稽察单位对发展改革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陕西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监督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监督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2001.12.06
第一条为了规范和实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审计部门依法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各级审计部门分别在省长、市长、县(市、区)长和上一级审计部门的领导下，负责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以及下级人民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第四条审计部门每年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制定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年度审计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五条审计部门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财政部门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本级预算，向本级各部门批复、下达预算的情况，预算执行中的调整和预算收支的变化情况；
(二)地方税务部门税收计划的完成情况，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税收征管及各项税收的提退情况，其他收入的执行情况；
(三)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征缴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其他预算收入的情况，国有企业计划亏损的补贴退库情况，有预算收入的部门和单位收入上缴情况；
(四)财政部门按照年度预算、预算级次、预算程序、用款单位实际用款计划和进度，拨付本级预算支出的情况，预算结余结转下年的情况；
(五)财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使用、管理上级财政补助资金、下级财政上解资金和上解上级财政资金、补助下级财政资金等转移支付的情况，以及办理结算的情况；
(六)本级各预算执行部门向所属单位批复预算的情况，执行年度支出预算、财政财务政策及制度的情况，管理、使用各种专项资金、基金、周转金的情况；
(七)各预算执行部门执行国家有关财政方面法律、法规的情况，部门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和有效情况；
(八)地方国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各级预算收入的收缴、退库和预算支出的拨付情况；
(九)政府采购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审计部门对其他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财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管理和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
(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管理和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
第七条审计部门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在预算执行和决算中，分配、使用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管理、使用其他资金的情况，可以定期进行专项审计。
第八条审计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的审计程序，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九条财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在接受审计时，必须按照审计部门的要求，及时、真实、完整地提供审计资料。
第十条财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应当及时向本级审计部门报送以下资料：
(一)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年度预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调整的预算和财政部门向本级各部门批复、下达的预算，财政、税务等预算收入征收部门的年度收入计划，本级各部门向所属单位批复的预算；
(二)本级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和预算外资金收支以及财政专项资金、基金和有偿使用财政资金收支的月报、季报和年度决算报表；地方税务部门税收计划完成情况的月报、季报和年度决算；
(三)财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制定的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文件，财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年度工作总结等综合性资料，财政部门办理上下级结算的政策依据及其他相关资料；
(四)各部门汇总编制的本部门决算草案和决算。
实行电算化管理的部门，应当同时向审计部门提供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料。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国家税务部门应当按月向所在地的审计部门提供共享税的征管情况和有关资料。
审计部门发现地方各级国家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收政策的行为或者其他重大问题的，应当向上级审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财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召开的与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有关的会议，应当通知本级审计部门派员参加。
第十三条审计部门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财政部门、地方税务部门和其他预算执行部门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活动中违反国家规定和违反预算的行为，出具审计意见书或者作出审计决定。
被审计单位应当按照审计意见书或者审计决定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在审计决定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审计部门。
第十四条审计部门在审计中发现与法津、法规、规章相抵触的管理制度及其他重大问题，应当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查决定。
第十五条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工作实行报告制度。
省级审计部门应当在每年6月底前，依法完成对上一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及时向省人民政府和审计署提交审计结果报告。
市、县(市、区)审计部门应当比上一级审计部门提前30日完成对本级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部门提交审计结果报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必要时，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
第十六条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执行审计意见书和审计决定的，由审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审计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其他法规已有处理、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审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隐瞒不报、玩忽职守的，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被审计单位对审计部门作出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审计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审计复议。
第二十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对于渎职罪主体明确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渎职罪主体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和进一步的明确,其中对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渎职罪的主体身份予以了专门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委托”主体的证据定性标准应当如何把握,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类型的渎职案件由于案情不同,对于各类证据标准的要求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基于主体资格的证据定性标准应该相对统一。现就渎职罪中“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问题谈一己之见。
一、对“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争议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对于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逐步加大,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渎职罪的涉及领域较广、罪名繁多,尤其是关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体的认定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侦、捕、诉、判各环节争议较大,影响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争议一:“身份论”和“职权论”之争。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主体认定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尽管立法和司法解释比较明确,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具体职责以及其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等不仅需要证据的支持,而且由于侦、捕、诉、判各环节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认定认识不同,“身份论”、“职权论”的争议在证据标准上也时有反映,往往出现同一性质、同一类型的案件由于“受委托”主体的认定不同而结果不同,甚至出现罪与非罪不同判决。具体地认定渎职罪“受委托”主体时,对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可能导致渎职罪的主体适用范围任意扩大,从而对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和司法实践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依然存在。[1]
争议二:“受委托”的法律地位证据标准之争。从行政法的角度解释,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受委托组织必须以实施行政委托的行政机关即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后果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受委托组织应接受委托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如果受委托组织在行使行政权力、办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委托行政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先负责赔偿,然后行使求偿权,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受委托组织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受委托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纠纷或者争议,行政管理相对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受委托组织不能以被告的身分应诉,只能由委托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出庭应诉,因而受委托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2]在行政法的范畴内,“受委托”者责任的承担与在渎职罪中主体的责任承担的差异性,“受委托”者在刑法范畴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使得“受委托”主体实践中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争议较大,并且这种争议在检察机关内部侦与诉之间长期存在,而在审判过程中诉辩争议矛盾尤为突出,同时法院对“受委托”主体承担责任证据证明的标准的认识不一也是“受委托”主体认定难的原因之一。
争议三:委托形式与委托职责之争。行政委托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结果,一般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3]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现实中国家机关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很少有规范正式的形式。而通知、会议、决定、成立领导组织等方式的委托形式是一种常态委托形式,对于其法律效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不断,而且在这种委托形式下受委托人的身份也是争议焦点。在委托内容及其职责方面,实践中多数是以事委托,比较笼统,具体到个人承担的职责一般是以内部分工的方式确定或者是受委托的组织负责人指定,是否属于再委托,其法律效力及责任认定也是争议焦点。
争议四:委托机关委托的事项的合法性之争。基层行政组织在实践中委托的事项许多是根据地方基层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中心工作”,对于这些“中心工作”的合法性,委托组织一般不做研究,仅仅是执行,受委托者一般也不会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仅仅是接受任务。但是在诉、判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需要考量,因为该问题可能涉及罪与非罪;同样在诉讼过程中辩方律师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最大的辩点,而法官由于对于法律法规的认识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于委托形式的认同与否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二、渎职罪“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内涵和分类
渎职罪的主体是渎职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受委托”主体的定性是为了解决主体是否适格、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渎职罪“受委托”主体的定性证据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格证据,二是责任范围证据。
对于渎职罪主体的分类,目前较为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将其分为四种类型: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法律授权”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委托授权”工作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岗位授权”的工作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种情形,即“受委托”主体。渎职罪“受委托”主体的确认必须有相应完整的证据证明,即“受委托”且履行职责的证据。本人认为需要提取的证据分类概括应该包括一下内容,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委托机关主体资格和工作职责的证据。证明目的一是确定委托机关的委托权限的合法性,即委托机关是否有权委托;二是委托机关委托的职责内容的合法性,即委托机关委托的事项是否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其对于委托的事项是否有权委托。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范围是法律的规定和授权。委托必须是合法的,无权的委托或是超越权限委托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当然也无法确定受委托者的主体和责任。
2、委托机关委托的职责和委托形式的证据。即委托机关委托了什么职责,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委托。主要解决委托形式的合法性和受委托的内容的合法性,委托的内容必须在委托机关法定工作职责范围内。只有明确其职责,才能追究其渎职责任。没有职责何来渎职?因此,收集“受委托”者被委托的职责证据是确定“受委托”主体的关键之一,同时委托形式的合法性也至关重要。
3、受委托者履行委托职责具体行为中渎职的证据。目的是确定受委托者行使了委托的职权,当然主要是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的行为证据。受委托者行使了委托的职权证明其接受了委托,之所以要提取这类证据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目前实践中委托的形式多样、不规范的问题,一个不具有资格的主体其是否接受了委托不应当仅仅依据委托的证据证明,还要有其接受了委托、行使了委托职权的证据。其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的行为不仅是追究“受委托”者责任的客观方面的证据,更是确定“受委托”主体的根本证据。试想一下,如果委托机关、委托形式、委托职责范围、“受委托”者主体统统适格,但是“受委托”者既没有怠于履行职责也没有超越职权履行职责,或者根本就没有接受委托,又何来的渎职?其渎职罪主体又如何确定?
三、实践中对“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把握
我们探讨“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标准,正确的提取证据,提高证据的证明力,确保办案效果。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标准、规范提取证据,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按照证据的三性要求,并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证据采集细节,确保证据的合法性。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情形在目前基层检察院的办案中已基本没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采集书证物证的情况也很少见,尤其是对于主体证据的采集。但是在细节方面诸如采集地点、采集方式、印章的使用乃至内容的完整性、证明力等等,在诉和判的环节被公诉人和律师质疑的情况时有发生。鉴于“受委托”主体证据的复杂性,不仅要在采集的证据和内容方面符合标准的要求,而且在采集的程序上、形式上和内容的完整性方面应当更加规范、细致,以适应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证据采集形式、方法和内容的高要求。
2、“受委托”者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履行职责的旁证。主要目的是解决单一证据的证明效力,强化证据链。在认真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侦查环境和严格执法的要求,特别是对于以事立案的渎职案件,涉及案件的许多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随着案件的发展可能逐渐湮没,旁证的提取尤其应当认真、规范、细致,以佐证主体证据的证明效力。同时旁证的证明效力对于确保侦查的顺利进行和后期诉讼的法律、社会效果也是十分重要的。
3、侦查环节应当注重诉讼环节对于证据的不同要求,不断完善证据链。“受委托”主体证据的采集,实践中由于侦、诉环节检察人员对于定性标准认识的差异,往往出现侦查人员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大功告成,但是公诉人反复退卷,要求补充证据。实现侦诉对于案件证据证明效力的一致认识,不仅需要侦查人员加强学习,正确理解刑诉法、刑事诉讼规则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要求,采集证据时把握标准、严格程序、力求证据链完整,还需要加强与诉讼案件承办人的沟通和联系,重大案件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指导证据的完善,确保诉讼阶段证据链的完整,强化证据证明的效力。
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金鑫
参考资料:
[1]《依“职权论”也不能任意扩大渎职罪主体范围》,周光权,互联网
[2]、[3] 《论行政委托》,周公法,《行政法学研究》,1998.3
[4]《渎职罪证据标准论纲》,李忠诚.《人民检察》,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