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计划的编制审批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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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WTO背景下的国际经贸争端解决之道
彭力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所抬头，国际经济贸易争端呈现出日益激烈的趋势。在WTO背景下，如何解决国际经贸争端，协调争端各方的利益，为争端解决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施行方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实例分析，对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观点。
关键词：国际经贸；争端解决；WTO


国际经济贸易中会产生争端，解决这些争端的办法也就应运而生。国际经贸争端作为国际争端的一种基本形式，一直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48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为解决这些争端提供了一个场所和一系列规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世贸组织，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继受者，通过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自动程序、交叉报复，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上诉程序等有效措施，对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完善。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国际经贸争端的解决难题就此迎刃而解。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中，仅仅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无法圆满解决问题的。因此，探究WTO背景下的国际经贸争端解决之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今国际经贸争端的新趋势
当今世界，国家间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其间所发生的磨檫近几年来，呈现出以下新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经贸争端的激烈程度有所提高
从贸易争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国与他国的联系越多，发生贸易争端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越来越大，与他国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由于近年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不景气，其国内经济增长减缓甚至陷入衰退，出现严重的开工不足，失业率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出于这样的考虑，各国对进口贸易的状况更加关注。贸易争端的激烈程度有加强的趋势。
（二）争端领域有所扩大
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国际贸易争端主要表现在纺织品、汽车、家电等货物贸易领域；而在信息化发展时期，国际贸易争端主要表现在半导体、电讯、IT等高新技术产业。众所周知，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能否发生贸易争端的决定因素。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快于货物贸易。这必将导致国际贸易争端有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
各国就限制服务业开放的冲突将成为今后国际贸易争端的一个新的焦点。
（三）反倾销、保障措施以及新型措施的广泛使用
WTO规则中，允许其成员方在一定条件下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进行产业保护。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是WTO规则所允许的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保障措施则是允许缔约方在达到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可以兼顾各自国家眼前的或急迫的局部利益，在二者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规则，进行自我调整。
自1947年起，国际社会各成员以GATT/WTO机制为依托和支柱，力图通过互惠互利的安排，各自大幅度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逐步建立起健全的多边贸易体制，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这是国际社会各成员协力追求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1]但是，在追求实现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各成员却仍然有自己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这就难免引起种种新的矛盾与冲突。归根结蒂，就是各成员在经济主权上的限制与反限制。[2]理论上，合理运用上述措施，是不会对他国经济造成严重侵害的。但是，某些WTO成员为了自身局部的和眼前的利益，不惜背弃自己作出的承诺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利用规则，以公平贸易为借口，频频无端发起反倾销和实施保障措施。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莫过于2002年3月至2003年12月间美国依据其本国贸易法“201条款”采取针对外来钢铁进口产品的“保障措施”。
同时，技术壁垒花样不断翻新。技术壁垒作为一种外源性的贸易限制措施，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频繁限制产品进口，保护本国产业的武器。就我国而言，以提高检疫标准、增加检测项目、繁琐通关程序为手段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约束日趋严重。此外，通过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计量单位、电子数据交换等手段设置技术壁垒，也有愈发普遍的趋势。

二、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质疑
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国际经贸争端的解决的确是一个难题。而由于世贸组织在机制构建上的先进性，到WTO争端解决机构去起诉，成为了许多国家解决争端的首选。但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条文，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得以实现。[3]笔者认为，在WTO背景下，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否可以圆满解决国际经贸争端，还值得细细拷问。
（一）争端解决机制概况分析
世贸组织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DSB），隶属于部长会议。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采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暂停适用有关协定项下的关税减让和其他义务”。[4]尤为重要的是，DSB彻底改变了GATT实行的“协商一致”程序，代之以“反向协商一致”（negative consensus）的决策原则，即“一致反对，才能否决”。
可见，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与GATT原有机制相比，强硬、高效了许多。同时，这种机制倘若能够正常地进行运作，对于国际经贸争端中的当事方，尤其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当事方，将是一种较为有力的约束。以往，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仗势欺人”，实行霸权主义，造成对弱小国家贸易的极大损害；而出现WTO争端机制之后，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贸易大国，在DSB的裁断面前，也难以凭借其经济强势，借助过去的“协商一致”原则，随心所欲地逃避任何制裁。WTO规则的强硬甚至使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感觉到有些吃不消。是否接受WTO体制，尤其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争端解决机制，曾经引发了美国国会内议员的激烈争论，并经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炒作，形成全国性的论战，著名学者杰克逊教授称之为“1994年主权大辩论”（the Great 1994 Sovereignty Debate）。[5]
有人势必会说，“既然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如此重要的进步，那么国际经贸争端就大可以从容地提交DSB解决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对WTO规则的崇拜，抑或说是迷信！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交往环境中，坦率的讲，笔者认为：没有所谓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途径。不同的客观条件，需要不同的解决途径。两个WTO成员发生了贸易争端，在组织规则框架内进行解决固然不失为一可行之道，但未必就是争端解决的最优选择。
（二）实证分析——“欧美301条款争端案”[6]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我们就“欧美301条款争端案”的现实情况，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作进一步探究吧。
1998年11月25日，作为对美国动用“301条款”单方宣布即将对欧共体采取报复制裁措施的回应，欧共体向DSB提出要求与美国磋商，以解决《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问题。随后，又在1999年1月26日要求正式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欧共体的这一举动，把“美欧香蕉案”中气势汹汹的原告——美国推上了新案的被告席。
众所周知，“301条款”是美国贸易代表[7]用以威胁和压服外国政府贸易对手的重要手段，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经济霸权。其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单方认为外国的某项立法或政策“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损害或限制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则有权径自依照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规定的职权和程序，采取各种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以迫使对方妥协，消除对美国商业造成的损害或限制，或者提供美国官方认可的赔偿。[8]它的主旨在于保证美国产品能够长驱直入和充分占领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
因此，许多吃过“301条款”苦头的国家，在这一案件中，由欧共体牵头，一呼多应：巴西、加拿大、喀麦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厄瓜多尔、中国香港、印度、以色列、牙买加、日本、韩国、以及泰国，先后纷纷要求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身份，参与本案的磋商谈判和专家组的审理程序。从双方实力对比上看，几可称为“旗鼓相当”。这种局面，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本案专家组在1999年3月31日组建成立，经约九个月的审理，于1999年12月22日签发了审结报告书，并呈交DSB审批。其核心结论是：
专家组基本上赞同和接受了欧共体对美国“301条款”的指控，批驳和拒绝了美国作出的抗辩。但是，专家组又认为，仅凭初步证据，还不足以最终确认美国已经背弃了《WTO协定》的国际义务，还应当综合考察美国国内的“体制因素和行政因素”（i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elements），[9]才能作出全面的认定。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专家组完全赞同和接受美国代表根据SAA提出的抗辩，驳回了欧共体代表提出的指控。最终认定欧共体指控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各点，并不违反WTO体制中DSU以及GATT1994的有关规定。
从专家组结论中，可以看出：专家组不但没有切实遵照DSU第11条规定的职能和职责，认真审查美国“301条款”；反而把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内容自相矛盾、毫无法律强制约束力的SAA，美化为美国的“承诺和保证”，并鼓吹“可予以信赖”。这份报告旨在两大集团之间，双方讨好，左右逢源；对美国“301条款”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曲为辩解，加以袒护宽纵。漏洞和疑窦甚多，留下隐患不小。[10]
这份审结报告讨好了双方，至少给双方都保全了面子。报告在政治上是很圆滑的，但其法律根基的某些方面，却是破绽百出。其所具有的政策方针性含义，令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产生了严重的关切和忧虑。试问，以上述报告的形式，来解决存在的争端，除了让各方从心理上得到一点安慰，能够稍稍精神胜利一下外，似乎对问题的实际解决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吗？
正如杰克逊教授于1994年3月23日以美国“对外贸易代表公署”总顾问的身份，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公听会时所做的解释所言：“关于WTO体制的销案国及其对美国法律的各种影响作用，存在着某些思想混乱。几乎可以肯定，就象美国国会处理最近几项贸易协定的情况一样，WTO和乌拉圭回合订立的各项条约并不会自行贯彻在美国法律之中，因此，它们不能自动地变成美国法律的一部分。同理，WTO专家小组争端解决程序作出的结论也不能自动地变成美国法律的一部分。相反，通常是经过美国国会正式立法，美国才必须履行各种国际义务或执行专家组报告书作出的结论。一旦美国认为问题十分重要，以致明知自己的某种行为可能不符合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却仍然有意地违背有关的国际性规范准则，那么，根据美国的宪法体制，美国政府仍然享有如此行事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成为事态发生严重错误时的重要抑制力量。”[11]这种言论体现了美国式主权的信念，即参加WTO这一全球性多边体制之后，美国仍然有权不受多边主义的约束，仍然有权继续推行其单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这是美国参加WTO之后，之所以不断地用美国的单边主义阻挠、冲击和破坏WTO多边主义，其最主要的思想理论根源！在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中，胜利往往属于美国，因为实力强大、滥用规则、推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不用为之前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欧美301争端案”中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它的软弱无能。WTO所倡导的多边体制，在面对强大的美国，如此无奈，实为一重大失败。

三、解决之道
通过对“欧美301条款争端案”的简单回顾，我们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在WTO背景下，光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国际经贸争端尚不足以达到机制设想的效果，机制实际运作存在困难。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其作出的巨大成绩。不得不承认，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现有争端解决手段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至于国际经贸争端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由于其高效率和公正（在处理极个别案件时有待考量），赢得了广大成员方的信任。有数据显示，自WTO成立的十年以来，已经受理了超过300件贸易争端，涉及好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而GATT在长达48年时间里却只承接了300多件。
客观地说，上述机制在处理大多数贸易争端时，能够凭借机制较GATT争端解决机制强硬的特性，来保证裁决的公正性，并及时得以执行。只有在极少数案件中，专家组才会出于对种种案外因素的考虑，作出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总体来讲，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解决中发挥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负面效应。不失为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手段。所以，作为WTO成员，我们在应对争端过程中，应当积极地利用这一机制，与对手作周旋，利用规则允许的各种条件，为我国国内经济健康、有序、高效发展赢取宝贵的缓冲时间，达到我们加入WTO所期望的目的。
（二）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之初，体现了美国等大国的选择。发达国家作为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必然使规则反映其利益和要求。但是，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力量对比就会发生相互制衡作用，规则不会再过于偏向某一方，最终使规则趋向合理，能够反映不同主体的要求。目前，许多欠发达成员已经从消极接受规则发展到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使新规则尽可能反映自己的利益。国际法发展潮流呈现出由权力导向转为规则导向的趋势。
我们切不可因为前途坎坷，就放弃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利和信念。“日本酒税案”中上诉机构就明确指出：“《WTO协定》是一个国际条约，其实质相当于一个国际合同。达成这些协定条款本身表明，WTO成员是在行使国家主权，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的协定。为获得作为一个WTO成员可以获得的利益，作为交换，各成员同意根据《WTO协定》的承诺来行使其国家主权”。即阐明了条约约定至上的原则，不去考虑条约约定本身以及约定实施结果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制定规则，只是一味接受，必定会在许多问题上受人摆布，丧失自主权。
同时，我们也要在其他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争取话语权，介入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切实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
在WTO背景下，我们提出要重视规则的作用，就意味着任何成员在履行义务时将不会有过去那么多灵活性；在WTO体制下出现的任何争端，其首选的解决方式，是法律而不是政治和外交。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建立，人民群众得到明显实惠，也为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创造了良好条件。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要继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坚定不移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统筹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相关领域改革。同时，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措并举发展健康服务业。
　　健康服务业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涉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健身产品等支撑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改、改善民生、提升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策引导，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引入社会资本，着力扩大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消费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统筹推进。把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和水平作为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区分基本和非基本健康服务，实现两者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区域健康服务资源配置，促进均衡发展。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强化政府在制度建设、规划和政策制定及监管等方面的职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增加健康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强化科技支撑，拓展服务范围，鼓励发展新型业态，提升健康服务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建立符合国情、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服务业体制机制。
　　（三）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打造一批知名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健康服务产业集群，并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需求。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医格局。康复、护理等服务业快速增长。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中医医疗保健、健康养老以及健康体检、咨询管理、体质测定、体育健身、医疗保健旅游等多样化健康服务得到较大发展。
　　——健康保险服务进一步完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更加丰富，参保人数大幅增加，商业健康保险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大幅提高，形成较为完善的健康保险机制。
　　——健康服务相关支撑产业规模显著扩大。药品、医疗器械、康复辅助器具、保健用品、健身产品等研发制造技术水平有较大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相关流通行业有序发展。
　　——健康服务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健康服务业政策和法规体系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标准更加科学完善，行业管理和监督更加有效，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和素养明显提高，形成全社会参与、支持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大力发展医疗服务。
　　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切实落实政府办医责任，合理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明确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规模和布局，坚持公立医疗机构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主导地位。同时，鼓励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式投资医疗服务业。大力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逐步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各地要清理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加快落实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同等对待的政策。对出资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非公经济主体的上下游产业链项目，优先按相关产业政策给予扶持。鼓励地方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社会办医方面先行先试，国家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和重点项目作为推进社会办医联系点。
　　优化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城市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所办医疗机构改制试点；国家确定部分地区进行公立医院改制试点。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鼓励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验对所有医疗机构开放，推动医疗机构间检查结果互认。各级政府要继续采取完善体制机制、购买社会服务、加强设施建设、强化人才和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促进优质资源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延伸。各地要鼓励以城市二级医院转型、新建等多种方式，合理布局、积极发展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
　　推动发展专业、规范的护理服务。推进临床护理服务价格调整，更好地体现服务成本和护理人员技术劳动价值。强化临床护理岗位责任管理，完善质量评价机制，加强培训考核，提高护理质量，建立稳定护理人员队伍的长效机制。科学开展护理职称评定，评价标准侧重临床护理服务数量、质量、患者满意度及医德医风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发展康复护理、老年护理、家庭护理等适应不同人群需要的护理服务，提高规范化服务水平。
　　（二）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
　　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等加强合作。在养老服务中充分融入健康理念，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支撑。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鼓励开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协同做好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增强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先优惠医疗服务的能力。推动二级以上医院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之间的转诊与合作。各地要统筹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合理布局养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
　　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提高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慢性病管理、康复、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医保健等服务的能力，鼓励医疗机构将护理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鼓励发展日间照料、全托、半托等多种形式的老年人照料服务，逐步丰富和完善服务内容，做好上门巡诊等健康延伸服务。
　　（三）积极发展健康保险。
　　丰富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在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多样化、多层次、规范化的产品和服务。鼓励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推进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扩大人群覆盖面。积极开发长期护理商业险以及与健康管理、养老等服务相关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多种形式医疗执业保险。
　　发展多样化健康保险服务。建立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体检、护理等机构合作的机制，加强对医疗行为的监督和对医疗费用的控制，促进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化，为参保人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健康风险干预等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健康管理组织等新型组织形式。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四）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
　　提升中医健康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势，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力争使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推动医疗机构开展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服务，鼓励零售药店提供中医坐堂诊疗服务。开发中医诊疗、中医药养生保健仪器设备。
　　推广科学规范的中医保健知识及产品。加强药食同用中药材的种植及产品研发与应用，开发适合当地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保健养生产品。宣传普及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推广科学有效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鼓励有资质的中医师在养生保健机构提供保健咨询和调理等服务。鼓励和扶持优秀的中医药机构到境外开办中医医院、连锁诊所等，培育国际知名的中医药品牌和服务机构。
　　（五）支持发展多样化健康服务。
　　发展健康体检、咨询等健康服务。引导体检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开展连锁经营。加快发展心理健康服务，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规范发展母婴照料服务。推进全科医生服务模式和激励机制改革试点，探索面向居民家庭的签约服务。大力开展健康咨询和疾病预防，促进以治疗为主转向预防为主。
　　发展全民体育健身。进一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宣传、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提高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意识，引导体育健身消费。加强基层多功能群众健身设施建设，到2020年，80%以上的市（地）、县（市、区）建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70%以上的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采取措施推动体育场馆、学校体育设施等向社会开放。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管理。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和体育健身组织，以及运动健身培训、健身指导咨询等服务。大力支持青少年、儿童体育健身，鼓励发展适合其成长特点的体育健身服务。
　　发展健康文化和旅游。支持健康知识传播机构发展，培育健康文化产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整合当地优势医疗资源、中医药等特色养生保健资源、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发展养生、体育和医疗健康旅游。
　　（六）培育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
　　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相关健康产品的研发制造和应用。继续通过相关科技、建设专项资金和产业基金，支持创新药物、医疗器械、新型生物医药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支持到期专利药品仿制，支持老年人、残疾人专用保健用品、康复辅助器具研发生产。支持数字化医疗产品和适用于个人及家庭的健康检测、监测与健康物联网等产品的研发。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学设备、材料、保健用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第三方服务。引导发展专业的医学检验中心和影像中心。支持发展第三方的医疗服务评价、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以及健康市场调查和咨询服务。公平对待社会力量提供食品药品检测服务。鼓励药学研究、临床试验等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完善科技中介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支持发展健康服务产业集群。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和特色优势，合理定位、科学规划，在土地规划、市政配套、机构准入、人才引进、执业环境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和倾斜，打造健康服务产业集群，探索体制创新。要通过加大科技支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产业政策引导等综合措施，培育一批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中医药等重点产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七）健全人力资源保障机制。
　　加大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力度。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健康服务业相关学科专业，引导有关高校合理确定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模。鼓励社会资本举办职业院校，规范并加快培养护士、养老护理员、药剂师、营养师、育婴师、按摩师、康复治疗师、健康管理师、健身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从业人员。对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贴。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各地要把发展健康服务业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健康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
　　促进人才流动。加快推进规范的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区域性医疗卫生人才充分有序流动的机制。不断深化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推动医务人员保障社会化管理，逐步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探索公立医疗机构与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机制，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人才培养、培训和进修等给予支持。在养老机构服务的具有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职称评定、专业技术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同等待遇。深入实施医药卫生领域人才项目，吸引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回国服务。
　　（八）夯实健康服务业发展基础。
　　推进健康服务信息化。制定相关信息数据标准，加强医院、医疗保障等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和网络设施，尽快实现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信息的共享。积极发展网上预约挂号、在线咨询、交流互动等健康服务。以面向基层、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远程影像诊断、远程会诊、远程监护指导、远程手术指导、远程教育等为主要内容，发展远程医疗。探索发展公开透明、规范运作、平等竞争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商务平台。支持研制、推广适应广大乡镇和农村地区需求的低成本数字化健康设备与信息系统。逐步扩大数字化医疗设备配备，探索发展便携式健康数据采集设备，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融合，不断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健康信息服务水平。
　　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引导企业、相关从业人员增强诚信意识，自觉开展诚信服务，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加快建设诚信服务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在业内协调、行业发展、监测研究，以及标准制订、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规范、行业信誉维护等方面的作用。建立健全不良执业记录制度、失信惩戒以及强制退出机制，将健康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诚信经营和执业情况纳入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加强统计监测工作，加快完善健康服务业统计调查方法和指标体系，健全相关信息发布制度。
　　三、政策措施
　　（一）放宽市场准入。建立公开、透明、平等、规范的健康服务业准入制度，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并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民办非营利性机构享受与同行业公办机构同等待遇。对连锁经营的服务企业实行企业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各地要进一步规范、公开医疗机构设立的基本标准、审批程序，严控审批时限，下放审批权限，及时发布机构设置和规划布局调整等信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采取招标等方式确定举办或运行主体。简化对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儿童医院、护理院等紧缺型医疗机构的立项、开办、执业资格、医保定点等审批手续。研究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放宽对营利性医院的数量、规模、布局以及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的限制。
　　（二）加强规划布局和用地保障。各级政府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健康服务业发展需要，扩大健康服务业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非营利性机构用地。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按相关规定在公共服务设施中保障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健康服务业相关设施的配套。支持利用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存量房产和原有土地兴办健康服务业，土地用途和使用权人可暂不变更。连续经营1年以上、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健康服务项目可按划拨土地办理用地手续；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手续。
　　（三）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大对健康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创新适合健康服务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业务规模。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健康服务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对健康服务领域创新型新业态、小微企业开展业务。政府引导、推动设立由金融和产业资本共同筹资的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创新健康服务业利用外资方式，有效利用境外直接投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大力引进境外专业人才、管理技术和经营模式，提高健康服务业国际合作的知识和技术水平。
　　（四）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机制，由政府负责保障的健康服务类公共产品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逐步增加政府采购的类别和数量。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引导和鼓励融资性担保机构等支持健康服务业发展。将健康服务业纳入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范围并加大支持力度。符合条件、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其专科建设、设备购置、人才队伍建设纳入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完善政府投资补助政策，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健康服务机构。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医药企业，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捐赠，按照税法及相关税收政策的规定在税前扣除。发挥价格在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非公立医疗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政策。各地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建设免予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建设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和取消对健康服务机构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纠正各地自行出台的歧视性价格政策。探索建立医药价格形成新机制。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五）引导和保障健康消费可持续增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健康服务领域的投入，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完善引导参保人员利用基层医疗服务、康复医疗服务的措施。着力建立健全工伤预防、补偿、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体系。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对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老年人补贴等直接补助群众健康消费的具体形式。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其员工支付的补充医疗保险费，按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健全完善健康保险有关税收政策。
　　（六）完善健康服务法规标准和监管。推动制定、修订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和提升服务水平为核心，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强化标准的实施，提高健康服务业标准化水平。在新兴的健康服务领域，鼓励龙头企业、地方和行业协会参与制订服务标准。在暂不能实行标准化的健康服务行业，广泛推行服务承诺、服务公约、服务规范等制度。完善监督机制，创新监管方式，推行属地化管理，依法规范健康服务机构从业行为，强化服务质量监管和市场日常监管，严肃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深入宣传健康知识，鼓励开办专门的健康频道或节目栏目，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和促进健康的社会风气。通过广泛宣传和典型报道，不断提升健康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规范药品、保健食品、医疗机构等方面广告和相关信息发布行为，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和不实报道，积极营造良好的健康消费氛围。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发展健康服务业放在重要位置，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要求，各负其责，并按职责分工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文件，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实到位。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规划或专项行动计划，促进本地区健康服务业有序快速发展。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对落实本意见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重大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将适时组织专项督查。


　　　　　　　　　　　　　　　　　　　　　　　　　　 国务院
　　　　　　　　　　　　　　　　　　　　　　　　　2013年9月28日

　　（此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