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袁彬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8:30:24 浏览: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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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主办，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郑州大学法学院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的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与会代表针对食品安全的刑法治理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一）普通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
有论者探讨了食品安全犯罪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内涵，认为要准确判定“足以造成”，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判定基础，采用事前判断和事后判断有机结合的“瞻前顾后”的判断方法，并以科学法则为标准；同时还应注意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的属性、实行程度，以及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实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
有论者讨论了食品与药品的区别标准问题，认为在规范层面，是否“以治疗为目的”是区分食品和药品的唯一标准。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适用不统一；以“口袋罪”方式确定罪名；食品监管渎职类罪名适用较少等缺陷。同时，食品安全犯罪领域容易出现民意或者是社会效果绑架法意的情况，导致司法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丧失，出现为平怒而释法尤其是为结果释法、为重刑而定罪的情形。
还有论者认为，只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才能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但对婴幼儿的主食食品应有所例外，对专供婴幼儿食用特别是作为主食的食品不需要作这一限制，仍应采用“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要求。
（二）地沟油的司法定性
地沟油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司法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对此，有论者认为，“地沟油”犯罪必须是将“地沟油”作为“食用油”予以生产、销售，地沟油来源于“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各类肉及肉制品加工废弃物”等三类非食品原料。关于地沟油犯罪的罪过，在生产环节，其明知的内容包括明知油品来源为“地沟油”和明知油品被生产为“食用油”。在销售环节，要求行为人对于“食用油”是否属于“地沟油”必须存在主观上的概然性故意。
也有论者认为，对“地沟油”的鉴定和判断不应以是否具备相应鉴定报告为标准，而应当结合有关材料来源、加工工艺和加工过程等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
（三）食品渎职犯罪的司法适用
有论者认为，将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的罪名确立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更为合理，也更加符合依据罪状确定罪名的基本要求。在司法适用上，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起源及其与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密切联系看，不应否定“食品监管渎职罪”与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法条竞合关系，对此应依据特别法条优先适用原则处理。在追诉标准上，对“食品监管渎职罪”可参照“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追诉。
也有论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监督过失类犯罪，其行为人的主观预见对象包括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对于被监督者的行为需要具体预见，而对于最终的危害后果，只要抽象、模糊的预见即可。
还有论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刑法应明确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有受贿行为的，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并罚。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理念
有论者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晚近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具有刑法介入时间呈提前之势、刑法介入范围呈扩展之势和刑法介入力度呈趋严之势的特点。改进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应当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同时反思立法技术并注重司法解释，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法网还不够严密，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求，包括刑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过于单一，主观方面只限于故意；刑罚设置不合理，罚金刑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没有设置资格刑，应用“生产、经营”代替“生产、销售”，增设食品安全犯罪过失犯，完善罚金刑，增设资格刑。
还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应树立贯彻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加强立法的拟制性、扩大食品犯罪打击范围的理念。具体而言，应将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修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违法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提供帮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品监管渎职罪。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制度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存在刑法保护滞后、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被其他犯罪构成模式代替和遗漏了对运输、储藏等预备行为处罚等缺陷。立足于食品犯罪的实际以及遏制食品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刑法对食品链的规制仍存在一定局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1）加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积极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2）调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客体的立法，将其规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3）拓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范围：一是行为形式的拓展，将非法存储、持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二是行为类型的拓展，将生产、销售毒害的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增设为专门的罪名。此外，也应将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纳入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
也有论者认为，现行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存在犯罪归属体系分类不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应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从刑法典分则第三章调至第二章；主观罪过范围较小，应增设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类型；同时，应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的关系，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调整范围。
还有论者认为，从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大有裨益，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刑法条文可操作性的迫切需求。在具体操作上，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例，可以比照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模式，在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后增加一款，规定协助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设置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罚金刑设置不合理，罚金数额不确定，未区分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罚金幅度；资格刑的缺失。为此，我国应适当调整罚金刑的数额与范围，同时对食品安全犯罪引入资格刑，并增设违反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的刑法规制制度。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问题
（一）普通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适用
有论者探讨了食品安全犯罪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内涵，认为要准确判定“足以造成”，应以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判定基础，采用事前判断和事后判断有机结合的“瞻前顾后”的判断方法，并以科学法则为标准；同时还应注意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的属性、实行程度，以及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实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
有论者讨论了食品与药品的区别标准问题，认为在规范层面，是否“以治疗为目的”是区分食品和药品的唯一标准。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适用不统一；以“口袋罪”方式确定罪名；食品监管渎职类罪名适用较少等缺陷。同时，食品安全犯罪领域容易出现民意或者是社会效果绑架法意的情况，导致司法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丧失，出现为平怒而释法尤其是为结果释法、为重刑而定罪的情形。
还有论者认为，只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才能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但对婴幼儿的主食食品应有所例外，对专供婴幼儿食用特别是作为主食的食品不需要作这一限制，仍应采用“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要求。
（二）地沟油的司法定性
地沟油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司法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对此，有论者认为，“地沟油”犯罪必须是将“地沟油”作为“食用油”予以生产、销售，地沟油来源于“餐厨垃圾、废弃油脂、各类肉及肉制品加工废弃物”等三类非食品原料。关于地沟油犯罪的罪过，在生产环节，其明知的内容包括明知油品来源为“地沟油”和明知油品被生产为“食用油”。在销售环节，要求行为人对于“食用油”是否属于“地沟油”必须存在主观上的概然性故意。
也有论者认为，对“地沟油”的鉴定和判断不应以是否具备相应鉴定报告为标准，而应当结合有关材料来源、加工工艺和加工过程等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
（三）食品渎职犯罪的司法适用
有论者认为，将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的罪名确立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更为合理，也更加符合依据罪状确定罪名的基本要求。在司法适用上，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起源及其与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密切联系看，不应否定“食品监管渎职罪”与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的法条竞合关系，对此应依据特别法条优先适用原则处理。在追诉标准上，对“食品监管渎职罪”可参照“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追诉。
也有论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监督过失类犯罪，其行为人的主观预见对象包括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对于被监督者的行为需要具体预见，而对于最终的危害后果，只要抽象、模糊的预见即可。
还有论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刑法应明确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有受贿行为的，以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并罚。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理念
有论者认为，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晚近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具有刑法介入时间呈提前之势、刑法介入范围呈扩展之势和刑法介入力度呈趋严之势的特点。改进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应当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同时反思立法技术并注重司法解释，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也有论者认为，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法网还不够严密，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求，包括刑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主体、犯罪对象过于单一，主观方面只限于故意；刑罚设置不合理，罚金刑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没有设置资格刑，应用“生产、经营”代替“生产、销售”，增设食品安全犯罪过失犯，完善罚金刑，增设资格刑。
还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应树立贯彻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加强立法的拟制性、扩大食品犯罪打击范围的理念。具体而言，应将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修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将违法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提供帮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品监管渎职罪。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制度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存在刑法保护滞后、即成式犯罪构成模式被其他犯罪构成模式代替和遗漏了对运输、储藏等预备行为处罚等缺陷。立足于食品犯罪的实际以及遏制食品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我国刑法对食品链的规制仍存在一定局限，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1）加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积极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2）调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客体的立法，将其规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3）拓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范围：一是行为形式的拓展，将非法存储、持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的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二是行为类型的拓展，将生产、销售毒害的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增设为专门的罪名。此外，也应将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纳入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
也有论者认为，现行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存在犯罪归属体系分类不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应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从刑法典分则第三章调至第二章；主观罪过范围较小，应增设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类型；同时，应协调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的关系，扩大食品安全犯罪调整范围。
还有论者认为，从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帮助行为实行行为化大有裨益，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刑法条文可操作性的迫切需求。在具体操作上，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例，可以比照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模式，在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后增加一款，规定协助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完善
有论者认为，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设置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罚金刑设置不合理，罚金数额不确定，未区分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罚金幅度；资格刑的缺失。为此，我国应适当调整罚金刑的数额与范围，同时对食品安全犯罪引入资格刑，并增设违反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的刑法规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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