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诉建设银行分支机构保证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件代理词/张要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8:25:27 浏览:8992
来源:法律资料网
农村信用社诉建设银行分支机构保证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件代理词
（张要伟 467400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 zhangyaowei197@sohu.com）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xx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社”）的委托，作为本案再审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庭审前，我们认真核实相关证据、查找法律依据，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清楚了解，现结合事实和法律，从申请人主体资格、授权问题、证据认定、过错问题和被申请人意见等五个方面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申请人xx建行签订保证合同的主体资格问题
代理人认为：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xx县支行（简称“xx建行”）作为法定的“其他组织”，具有签订保证合同的主体资格。
（一）申请人xx建行属于“其他组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第（6）项的规定，各专业银行当然包括建设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为其他组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银条法〔1995〕37号1995年8月7日）也指出专业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属于“其他组织”。因此，建设银行xx县支行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
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从事民事活动，就无从引发民事诉讼从而充当民事诉讼主体。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五条担保法的其他组织是主要包括，而并非完全的排他性的列举，因此该规定并不排除民事诉讼法意见中其他组织的定义，如果两者的含义不一致，将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因此，申请人所说不能以此为依据认定申请人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是错误的！
（二）xx建行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符合担保第七条的规定
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由此规定可见，其他组织作为保证人的前提条件是具有代为清偿能力。上级行拨付给建设银行xx县支行的运营资金远远超过本案涉及的担保金额，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符合其他组织作为保证人的主体资格。况且，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即使不具备完全的代为清偿能力，“其他组织”签订的保证合同仍然有效。
（三）其他组织作为保证人无需经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授权
既然担保法将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并列为可以作为保证人的主体，那么其签订保证合同应当适用相同的规定，即担保法和担保法解释均未要求其他组织作为保证人需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授权或者批准，因此，建设银行xx县支行作为保证人在具有保证条款的借款合同上签章并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四）联社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xx建行负责人超越权限签订保证合同
建设银行对各分支机构的授权属于内部管理措施，该授权并不在公共媒体公开，一般人对此并不知晓；专业银行分支机构从事存款和贷款业务，也从来不向对方出示授权文件和告知对方其办理权限，因此信用社有理由相信建设银行xx县支行具有办理权限。但对具体业务的授权，建设银行分支机构自身应当最清楚不过，其签订合同本身就使善意第三人足以相信其具有签订相应合同的权限，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建设银行xx县支行即使超过上级行授权，该行为也具有法律效力。
该条文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表法人和其他组织签订担保合同的情形，从“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来看，如果针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个人名义签订担保合同，那将会造成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己代表自己的荒唐结论，因此申请人就该条文系针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个人名义签订担保合同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二、申请人xx建行办理担保业务的权限问题
代理人认为：根据申请人总行发布的内部管理制度、建设银行办理担保业务的具体事实、本案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订的过程的事实、金融法专家的学理意见和建设银行系统的网络宣传资料等多方依据可以证实，申请人xx建行自身具有办理担保业务的权限，无需对此特别授权。
对该问题讨论之间，需要明确以下两点：（一）只有在申请人本身没有办理担保业务的权限时讨论授权问题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申请人本身就具有办理担保业务的权限，那就无需再对此进行授权。（二）此外，还需要明确的是授权与审批的区别，本身没有权限才需要上级行授权，但审批是本身有办理权限，但需要上级审批，由此可见授权和审批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
1、199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国建设银行保证业务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建设银行开办的保证业务第13项即为借款保证业务。该条规定说明建设银行的保证业务中涵盖借款保证业务。该办法第五条规定“建设银行保证业务由各级行信贷部门归口管理”，该条规定说明可以办理保证业务的是各级行，并未将县级支行排除在外。同日开始实行的《中国建设银行保证业务内部管理规程》第四、五、六、七条都是关于各级行办理保证业务的规定。因此，申请人xx建行具有办理借款保证业务的权利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案中，对案件处理有影响的应该是xx建行有无办理保证业务的权限，而非证实xx建行提供保证是否经过上级行审批。被申请人认为，只要申请人xx建行具有办理保证业务的权限，而不论该行为是否经过其内部审批程序，该保证行为都是有效的，内部审批程序在法律上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2、对建设银行县级支行具有办理担保业务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被《中国建设银行保证业务办法》《中国建设银行保证业务内部管理规程》于实行日同时废止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担保业务暂行办法》第二章第七条规定的担保种类中包括借款担保，《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担保业务内部管理规程》第五条规定“ 担保业务应由县级支行以上机构（含县级支行）办理”；改制后的xx建行金融业务许可证中批准的业务中有“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商业银行的经营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可能不时地随意变更，本案保证合同签订前后的文件和证书中均明确规定县级支行具有办理担保业务的权限，因此很自然地能够得出xx建行具有办理担保业务的权限这一结论。
3、该笔借款从申请至办理，申请人及申请人上级行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一直参与。万宝制药拖欠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贷款300万元，为压缩信贷规模，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授意xx建行与被申请人协商，原贷金额400万元，其中300万元万宝制药用于偿还拖欠建行的贷款，这一事实被申请人提供的贷款调查报告、借款借据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对此事实明知并且授意其下级行xx支行，该行为应当视同xx建行已获得上级行授权。
4、在实际操作中，建设银行xx县支行虽然没有签订本案合同的单独授权，但建设银行总行通过内部的书面管理文件，已授权建设银行县级支行办理借款担保业务，在具体形式上无需就每个合同都进行具体的个别的授权。申请人xx建行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具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主进行经营活动的权利，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营，并不需要每笔业务均须取得上级行的逐一特别授权，就像授权建设银行支行签订存款合同和借款合同，无需每个合同后均附一张授权书一样，如果那样各项业务就无法正常开展。
5、北大金融法研究中心银行保函专业讲座中指出“各商业银行的授权、授信行为是银行内部行为，有关开立保函的权限规定也只能在银行内部适用，对于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银行内部的行政处罚，其意义在于加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但它对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并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三人只是出于银行的分支机构当然代表其总行开展业务的合理假设与银行签订协议的。银行不能以其分支机构违反内部规定越权行为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最后得出结论“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可以成为保证人，其有权签订担保协议并开立保函。”这可以作为本案裁判的学理性参考依据。（见网页：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18294）
6、中国建设银行县级支行网站（如龙游县支行）的银行保证业务介绍中，第（13）项即为借款保证，如果县级支行没有办理此项业务的权限，网站作此介绍就毫无意义。此外，建设银行总行和河南分行网站对信贷业务中保证业务介绍中，均有借款保证业务的介绍，同时注明“客户可以直接到建设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申请开立保函”，写明的各级分支机构，并未注明“县级以下分支机构除外”。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1994〕8号）第17条规定“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因此，xx建行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虽然该司法解释发布在担保法生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生效之后进行四次司法解释的清理和废止工作，合同法生效之后废止了依据三个合同法发布的司法解释，但均未将法发〔1994〕8号司法解释予以废止，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法[2002]144号)仍然引用该司法解释，这充分说明该司法解释应为有效司法解释，可以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法律依据。
三、本案的证据认定问题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xx建行在再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伪造嫌疑，依法不应当予以采信。
1、申请人提供的建银平再转授字（1998）第011号《中国建设法人再转授权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再审程序的新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该再转授权书由申请人掌握，应当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存在，不属于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不符合再审“新证据”的要求，如果说原审庭审后新产生的证据，那就有伪造的嫌疑了，因此不能作为再审裁判的定案依据。
2、申请人将再转授权书作为支持其观点的关键证据，对如此关键的证据，其向法庭不会不慎重，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签订保证合同时未生效的再转授权书。本次庭审提供的《再转授权通知书》引用《中国建设银行法人授权管理办法》，而该办法是2000年发布的，不知道建设银行如何在办法尚未颁布的1999年就引用该办法，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该证据的真实性。此外，申请人在庭审中未提供该证据的原件，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十条的规定，未经质证认可的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建设银行在原审庭审提供的再转授权书1999年7月1日生效，但本案涉及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订日期为1999 年4月21日，再转授权书对其生效之前的行为，应当不具有溯及力，不能因此否认该合同的法律效力。
4、该格式授权书包括建设银行的全部业务范围，其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明确禁止的行为、明确允许的行为和依法经营的概括性行为，前两种行为均未包括借款保证这种业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借款保证属于可以依法经营的概括性授权行为。
5、再转授权书未明确列举借款保证属于禁止还是允许的行为，属于授权不明，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法人对分支机构授权不明的，应当对保证合同约定的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此，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
6、授权管理办法只是不授予县级支行担保业务的审批权限，但并未取消其办理权限，其办理前后是否取得上级行审批，是建设银行内部事务，只要县级支行具有办理权限，该合同效力就不受影响。
四、本案中的过错问题
被申请人认为：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作为被申请人的联社没有任何过错。
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注明的事项有“其总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范围内授权其经营的业务”，而再转授权书中则注明按照营业执照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经营。由此一来，形成循环定义，审查其营业执照和再转授权书，均无法得出借款保证超越其经营范围的结论。因此，联社并无审查不严的过错。
此外，本案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在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过错并不是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过错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并无实质影响。因此，在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讨论一方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并无实质意义。
五、关于本案被申请人的意见
被申请人认为：应当依法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申请人xx建行具有签订保证合同的主体资格，具有办理担保业务的具体权限，本案涉及的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申请人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原审程序中，申请人并无对财产保全裁定申请复议，再审程序中提出财产保全不当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诉讼费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和再审案件诉讼费用依法应当由申请人承担。
本案中，申请人xx建行在再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有十分明显的伪造嫌疑，其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原审中已经提出，属于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的无理再审申请，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合法公正，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以上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法律适用
秦德良
一、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1、从主观方面区分。
如果行为人是过失地侵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则不构成犯罪，或出于意外事件，亦不构成犯罪。比如，一行为人对某企业不满，在家写了一篇关于该企业的生产方面的虚伪事实的文章，只想写出来以排泄心中的不满，从未想过要散布出去让别人知道，写完后心中的不满消除了许多，然后将该文放在一箱子里，后被一小偷偷出，小偷偷出后因看不懂内容，随手扔在路上，恰被一群中学生拾得，由此传播开来给该企业造成重大损失。该事件对行为人而言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作为意外事件处理。
2、从侵害对象上进行区分。
构成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具有特定性，可以根据所虚构的事实内容确知或推知。如果行为人没有针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则不构成犯罪。犯罪对象的特定性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指出所侵害的经营者的具体名称。行为人在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时候，有时并没有明确指出所意图损害的对象，没有提及某个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或其产品的名称。但是消费者、社会大众完全能够推测出是指向某一个或几个生产者、经营者的，也应认定损害了他人商誉。有时，行为人捏造并散布的是特定范围内某一类经营者的虚伪事实，也应当认定符合特定性的要求。例如，某市一家生产家用热水器的企业在散发的传单中宣称该厂生产的热水器是全市唯一的合格产品，实际上是诋毁本市其他热水器产品均为不合格产品，借此打击竞争对手，也属于侵犯他人商誉的行为。如果社会公众无法确定行为人所指向的具体对象，就不构成侵犯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3、从行为手段上区分。
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必须采取捏造事实并将其散布的手段，如果行为人没有捏造事实或捏造事实后没有将其散布的，则不构成犯罪。捏造可能是部分捏造，也可能是全部捏造；可能是无中生有，也可能是对真实情况的歪曲。如果行为人所捏造散布的事实属于歪曲事实，并非纯粹捏造虚构，就要判断其歪曲成分。如果歪曲部分占绝大部分，行为人又是故意歪曲并以此来毁损他人商誉的，则可考虑认定行为人构成本罪。如果所歪曲的部分占极小比例，对他人商誉损害不大的，则不应认定行为人构成本罪。
4、从影响商誉的事实来区分。
构成本罪，必须是行为人捏造并散布了一定的虚伪事实。如果行为人将自己掌握的对其他生产者、经营者不利的真实的事实情况公之于众，则属于合法监督，不构成本罪。如国家有关部门每年组织对化妆品、家用电器等进行质量抽查，并将质量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予以曝光。这些行为虽然在表面上对企业的商誉有损，但是真实事实的暴露，有利于公众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正确评价，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而不但不是损害他人商誉的违法行为，相反是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5、从结果或情节上区分。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结果犯、情节犯。行为人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必须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是损害商誉罪的“量”的规定性，属于该罪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的组成部分，而不属客观处罚条件。行为人损害他人商誉，只要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即可构成犯罪，没有重大损失，只要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也构成犯罪，而不同时要求既要有“重大损失”，又要有“其他严重情节”。在认定“重大损失”时要注意：首先要确认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与商誉主体的重大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否则不能要求行为人负刑事责任。其次，要准确地界定损失范围，确定损失是否为重大。所谓损失范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①客户退货损失。②滞销压库损失。③为正名所进行宣传耗费的损失。④预期利益和停产期间的损失。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应当是指除上述给被害人造成“重大损失”以外的各种综合性评判指标，一般要包括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深浅、行为次数的多少、行为方式恶劣与否、社会影响大小、有无同种劣迹等等。
二、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否必须出于直接故意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是故意而不是过失，一般不论行为人目的、动机如何。这是目前刑法学者的公论。然而故意这一罪过心态是否包括间接故意，就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意见。一般认为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必须出于直接故意，少数人认为包括间接故意在内，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必然会损害他人商誉，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即坚持认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两种罪过心态。
直接故意是明知其侵害他人商誉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带来商誉主体遭受严重损失的结果，而仍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或者说是积极追求商誉主体遭受严重损失的结果，这能充分反映行为人较深的主观恶性，这种罪过心态在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犯罪中最多。下面这个案例便是典型的直接故意损害商业信誉的商品声誉的犯罪。
甲、乙两啤酒厂处于A省同一个市内。甲厂生产的××清爽型啤酒在A省极其畅销，乙厂生产的啤酒则大量积压。乙厂领导派业务员张某前往甲、乙两厂的长期客户处宣传乙厂啤酒，并授意张某：“无论怎么宣传都可以，一定要搞垮甲厂的生意。”张某每到一处就宣扬说，甲厂生产的啤酒不仅不合卫生标准，其酒瓶还极易爆炸，在广东就炸伤了五六个消费者的眼睛和手，目前广东的消费者正在与甲厂打官司。张某捏造并散布的虚伪事实一传十、十传百，使甲厂的啤酒销售量大幅度下降，最后被迫宣布破产。
本案例中，乙方的行为属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道张某捏造并散布的虚伪事实会导致甲厂的严重损失，而仍然积极追求，希望这种结果的出现，以便使自己所生产的啤酒占领市场。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某种结果的明知，如行为人认识他所捏造并散布的虚伪事实可能会损害他人商誉，造成他人重大财产损失。也就是说间接故意是以某种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为前提。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较为复杂，考虑各国刑事立法，在理论上可概括为放任说，同意说，容忍说，不违背本意说，相比之下，放任说恰当一些，我国刑事立法与刑法学理论皆采放任说。但放任不是听之任之，漠不关心，而是纵容，是有意地放纵危害结果的发生。
明知其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可能会损害他人商誉，而依然有意地放纵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在实践中表现较少，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三、如何认定“含沙射影”行为
案例一：由于A厂生产的饮料打入市场，使同样生产同种饮料的老牌厂B厂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B厂为在竞争中取胜，在该市电视台发布广告称：“目前本市唯有我厂生产的‘CD’牌饮料不含化学激素，特提前广大消费者注意，购买饮料时请认准‘CD’牌商标，谨防受骗上当。”广告播出后，A厂遭受严重损失，不久破产。实际上后经调查A厂、B厂生产的饮料均不含化学激素，而且A厂生产的饮料质量好于B厂。
案例二：南京东方玻璃总厂于1992年夏季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宣布：该厂已首家研制出了无毒金色瓶胆，而无毒金色瓶胆必将淘汰长期为人们使用的有毒有害的“银色瓶胆”。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该厂还制造了“砸银荐金”事件，将本厂库存三万余只银胆瓶当众砸毁，这些举措达到了目的，新闻界广为报导，给全国保温瓶生产行业造成强烈冲击，消费者一时将信将疑，不再购买银胆。苏州保温瓶厂、上海瓶胆总厂遭受惨重损失。后经国家轻工业部组织有关检测中心检测，“银胆有毒”纯属无稽之谈。
上述二案例所列侵犯商誉权行为均采取了含沙射影手段。含沙射影，标榜自己，诋毁竞争对手，又是和捏造、散布虚伪事实，造谣中伤结合在一起。含沙射影，类似于指桑骂槐，没有明确指出攻击的对象，但其心理是非常清楚的，别人也很容易推断出来。
判断含沙射影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行为及损害商誉罪，主要看其是否具备以下要件：
第一， 主观上具有诋毁、贬低商誉主体的目的。
行为人的含沙射影行为，必须出于故意，目的是搞垮商誉主体。如案例一中的B厂主观上具有诋毁其同类饮料厂尤A厂的故意。
第二，含沙射影行为指向的对象是商誉主体的商誉。如案例一指向A厂及其它饮料厂生产的饮料的质量，关系到这些厂的商品声誉。案例二指向全国未生产“无毒金色瓶胆”的保温瓶厂的银色瓶胆的质量。而侵权行为人并没有明确指出，但社会公众，消费者一看便可判断出。
第三，含沙射影行为必须具有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特征，如上述二案例中均有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如果没有捏造、散布虚伪事实，即使是含沙射影，如说我的产品是同类行为中质量最好的，而实际上又能举出真实证据的，不构成商业诽谤行为。
第四，含沙射影行为给商誉主体造成重大损失或含沙射影的侵权人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四、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否必须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为前提条件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不是法定犯，当然主要是法定犯，因而其构成犯罪不需要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法规为前提条件，但多数情况下是竞争对手之间因一方严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而给他方造成严重损失构成本罪的。我国刑法学界仍有人认为本罪是法定犯，应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规为前提 。我们认为本罪不完全是法定犯。
我国对商誉的法律保护有一个从民法保护到行政法保护再到刑法保护的过程。而最初对商誉的民法保护是采取间接保护方式，即将对商誉的损害视为侵犯法人名誉权，不管是竞争对手、新闻媒体还是个人只要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商誉主体商誉，即构成侵犯法人名誉权。作为经济法的一部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12.1）实施后，开始了民法保护和行政法保护结合的过程。实践中竞争对手一方的商业诽谤行为侵犯另一方商誉的，直接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和第20条追究其民事责任，对商誉主体采取直接的保护方式，遗憾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居然没有规定损害商誉行为的行政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的一个疏漏。然而当非竞争对手如新闻单位或与商誉主体生产、经营无关的个人损害商誉主体商誉的，还是只能依民法通则第101条，120条即以侵犯法人名誉权方式追究侵权人民事责任。1997年新刑法的实施使我国对商誉的保护形成了民法、行政法、刑法保护的完整体系。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商誉的范围过于狭窄，所以刑法第221条在规定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时，没有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其构成要件，而将与商誉主体无关的个人、新闻媒体，其竞争对手均规定为该罪主体，但很明显，该罪的民法依据依然只是民法通则第101条，说明该罪缺少精确的民法根基。
五、正当的反映问题，监督批评的行为不构成损害商誉罪
个人、国家质量监督机关、新闻媒体或企业没有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而是真实地表达或报道某企业的不如意的经营现状，服务水平，产品质量，以及企业有关产品质量真实内容的对比广告，即使给该商誉主体造成重大损失，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是公民、国家有关机关、新闻媒体应尽的义务，是合法的监督批评行为，不构成损害商誉行为，更不构成损害商誉罪。
为确保任何商誉主体对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必须强化对商誉主体的社会责任监督。法律、法规所授权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和商誉主体所奉行的社会政策，对其表现实施监督、督促、制约与评价。
社会监督应当受到鼓励和保护。它可分为：公民个人的监督，社会经济团体如工会、消费者协会、投资协会、行业协会、质量监督协会的监督；新闻舆论，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监督。
没有全社会参与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没有全社会参与的监督不可能将监督工作做好，因而对商誉主体的监督应坚持专门机关、新闻媒体与广大消费者相结合的方针，必须注意充分发挥社会在经济监督活动中的积极性，不能片面强调专门监督机关的作用，而忽视广大社会组织和12亿人民群众的重要监督作用。
社会监督已为许多经济法文件所确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还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第15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新闻单位对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公民个人的监督是对抗商誉主体滥用权力（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弱者进行自力救济的法律工具，有利于实现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平衡。
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大而深远，因此，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心。大众传媒在进行新闻监督时，要恪守新闻监督的真实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公正性原则，这也是个人、国家专门机关监督应遵循的原则。
只要没有捏造，没有散布，没有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而散布的是真实事实（能够举证证明），即使造成了对商誉主体商誉的损害，亦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这是合法的批评、监督行为，应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件中严禁违法拘留人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件中严禁违法拘留人的通知
199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近来，少数人民法院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件中，不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事，以拘留被执行人促使其执行判决的事件时有发生，损害了人民法院严肃执法的形象，必须认真纠正。为此，特重申如下：
一、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在执行中采取这种强制措施，必须十分慎重，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条件，才可采取拘留措施。
二、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采用拘留措施时，应当经院长批准，作出《拘留决定书》，由司法警察将《拘留决定书》连同被拘留人一并送交拘留地的公安机关看管。
三、按照上述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正在执行中的拘留决定，要立即进行一次清查。凡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法律手续不全的，必须立即放人，并做好善后工作。
四、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如果发现下级人民法院采取拘留措施不当时，应督促该法院及时予以纠正。
五、对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中违法拘人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应当指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必须坚决执行，但执行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这两个方面都是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要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执行的社会效果，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搞好执行工作。
